20世纪50年代反“地方主义”运动比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受党内左倾错误思想蔓延的影响,相继在广东、海南、福建、广西等地发生反"地方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这些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陆续得到了中央的平反。通过对广东、海南、福建等省份反"地方主义"运动的比较研究,总结"共性"与"个性",得出的教训启示有:转变执政方式,加强依法治国;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历史;健全民主集中制,弘扬党内民主;强化作风建设,增强干部团结。     

论人质情结在反劫持谈判中的应用

保证人质及其他人员的生命安全乃警方处置劫持人质案件的最高指导原则。自“慕尼黑事件”以来,反劫持人质谈判作为避免冲突升级的首选径路渐渐为人们所采纳。人质成为劫持者与警方对峙的“工具”后,有可能会对实施者产生强烈感情依恋（即人质情结）,此种形成机理可从需求层级、防御机制以及认知失调理论视域予以探究。在反劫持谈判推进中,科学运用人质情结可有效保护人质安全,积极引导劫持者共商“非零和博弈”的和平方案。同时,警方也应注重危机落幕后的人质心理重建与完善,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的“七步疗法”来消弭劫持事件所造成的认知障碍和不良反应,增强其重启生活的信心与复原力,以助其逐步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     

个人病痛与时代沉疴 ——萨拉特笔下疾病缠身的印度

瘟疫影响了印度人民的生活,也在作家的创作中留下了印记.20世纪初的印度小说史上,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是描写疾病与底层生活关系最多的作家.萨拉特在描摹贫民生活时经常会写到疾病.在他的作品中,疾病既是主题的构成要素,也是情节结构的发展动力.他描写了疾病与底层民众如影随形,本来属于生活非常态的疾病却成为常见的现象,凸显了疾病的日常化特征及疾病蕴含的等级内涵;疾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仅是个体的身体和心理的经验,也是社会的痼疾,萨拉特描写了疾病对个体的影响及其在社会关系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把个体的病痛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更客观而真实地剖开了印度传统社会的痼疾;萨拉特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在展示社会痼疾、突出底层痛苦的同时,否定了传统宗教救世的可能性,也描写了现代科学与印度民众之间巨大的鸿沟.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表现为"反英雄"的特点,他们脆弱不堪、犹疑不决、缺乏勇气、逃避生活,无力承担改变社会的使命.作家塑造的处于病状的主人公,反映了殖民主义时期失去主体地位的印度形象,从而批判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的剥夺和戕害.特定的被殖民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印度疾病的无法治愈,主人公只能在病痛中等待新生的曙光.     

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研究

就业是人类谋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关注就业实质上就是关注民生,解决就业问题才可以实现安居乐业。就业歧视不但严重侵犯公民的劳动权、平等权,同时造成弱势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陷入不利地位,形成了“职业分割现象”,各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升级。禁止就业歧视是保障民众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从现代法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禁止就业歧视实质上就是“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本文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围绕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展开了深入化、全面化的探析,并立足于我国国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的措施,旨在遏制社会上的就业歧视现象,维护社会公平、保障民众合法权益。     

自我代理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探析——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例

涉及自我代理订立的保险合同的争议,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形下,关于保险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以及不予赔付保险金,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且势均力敌的裁判意见。该两种意见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片面性。在保险人事前同意自我代理行为的前提下,投保人在投保时故意未如实告知;保险人的代理人故意未将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实向保险人报告,导致保险人基于投保人的不实陈述作出了订立合同的错误意思表示,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该行为属于相对人与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情形,或者属于相对人知道代理人滥用代理权仍与之进行交易的情形。该保险合同属于效力待定,保险人有权拒绝追认。如此处理方才真正坚持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     

数字背景下德国滥用市场力量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代化——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订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拥有成熟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二元体系,其在第十次修订中加入了拥有竞争相关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拒绝开放数据接口行为如何适用必要设施原则、中介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禁止具有跨市场竞争显著影响力的超级平台滥用行为等回应数字时代市场竞争新特点的条款.我国《反垄断法》修...     

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述评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澳大利亚加快了反恐怖主义立法的进程,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法对基础性概念进行界定,增设了恐怖主义犯罪罪名,完善恐怖主义犯罪的诉讼程序,对有关部门进行特殊授权,并且严格了对澳大利亚本土的防范措施.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采用附属式的立法模式,并涉及预防、处置及制裁等多重内容,体现了普通法系的"程序优先"的特征,极大地扩张了国家行政权力.随着反恐斗争的开展,普通法系国家愈加重视制定法的作用.但是,反恐怖主义立法引发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     

美丑善恶皆二元——读《恶的美学历程——一种浪漫主义解读》

关于"恶"的问题,其实始终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中心议题之一。当初"丑学"的标举,曾经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不是本身有如何发明而是求异思维的功用。就美学的视角来看,仿佛只有审美才是正道,但这毕竟是一种标准的产物。譬如唐代以肥为美,至今自然标准逆置了,肥胖恐怕都要归入到丑类中去的。恶与善的关系,恐怕也同样没有那么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