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断与政府管制关系探讨

行政垄断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谋求市场强势地位的政府违法行为,其存在不仅限制竞争,而且与WTO规则相违背。它作为时下较为突出的一种垄断表现形式,给我国市场竞争与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障碍。正因为如此,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研究这一课题也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有幸邀请了上海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关保英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淑芳教授以及部分副教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围绕这一课题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讨论。     

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的作用

家庭暴力问题已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及大量学者的关注,但是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认识.培植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不但可以在源头上消除家庭暴力,使其作用渗透于立法、执法、司法及法制监督等方面,而且可以促进法律文化的发展.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公民的法律信仰、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会运用法律思维、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建立完备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培植体系则是保障其作用得以实现的前提.     

十字架下的"忏悔录"--析周朴园的心路历程

周朴园是一个被封建伦理异化的人.他的悲剧在于他被异化后主动放弃父性、夫性乃至人性.实际上,他自身的悖论人生故事却是<雷雨>之源.在周朴园痛苦的人生选择之后,隐藏的是一颗挣扎的心灵,纠缠的是他反人性后寻求回归人性的启示录.     

会展名称的法律保护

会展名称的商标注册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已创品牌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对会展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为进一步促进会展业的发展,对于符合商标法要求的会展名称,在我国应当可以通过注册商标予以保护。而对于未注册为商标的会展名称,应保护在先使用的会展名称,并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知名的会展名称。     

画说长征（四）——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对商业贿赂概念的再思考

准确理解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利于正确把握反商业贿赂工作的基本范围。目前,有必要从四个方面对商业贿赂的概念进行重新思考。一是从法律的视角审视商业贿赂概念,汲取政策概念中的合理因素;二是必须扩大视野,从商业贿赂违法犯罪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商业贿赂犯罪重新认识;三是借鉴国际和外国的立法经验,统一协调商业贿赂犯罪的具体内容;四是在预防和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方面,统一执法机构。     

《反垄断法》草案“减负”

2005年12月下旬,国务院法制办对《反垄断法》(草案)进行了一次较大改动。其中,一直被视为中国《反垄断法》(草案)最大特色的“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一章——即通常所谓的“反行政垄断”——被整体删除。与此同命运的还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     

“狱友帮”梦断金店血案

“狱友帮”作案是非常令人关注的现象。“狱友帮”是指因在同一监狱服刑而结成的犯罪团伙。这些人出狱后难以为主流社会接纳和认可,在自己的圈子中能够产生认同感,加之在监狱中结识不少“狱友”,不可避免相互联系、交叉感染,从而形成犯罪团伙。他们都有过“二进宫”、“三进宫”的经历, 通过总结自己以前犯罪的“经验教训”,具备了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容易铤而走险、再次“犯罪升级”。下文案例就显示了一个“狱友帮”从组成、策划犯罪直至覆灭的过程——     

反垄断国际合作中的积极礼让原则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反竞争行为也全球化了。当来自国外的反竞争行为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而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又受到较大制约时,积极礼让原则的运用可以有效协调相关国家间的关系,共同遏止反竞争行为。积极礼让的基本特征是它的自愿性。自愿性既是积极礼让存在的现实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作用的发挥。但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多年倡导并为许多双边协议所确认的避免域外管辖权冲突和实施反垄断法合作的一个基本方式,积极礼让在未来的国际反垄断合作中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反迷信思想

毛泽东反对迷信的思想始于“五四”运动时期 ,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从急进的文化批判视角到以政治、经济斗争引导群众再到系统的运用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反对迷信 ,其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