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图像侦查中反侦查行为的识别和应对

视频图像侦查是新的侦查方法,已在侦查实践中广泛应用。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打击会针对视频监控系统实施直接破坏、伪装掩盖等多种反侦查行为。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和关注焦点皆会受到限制,且视频监控能够客观还原事件过程,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是能够被识别的。我们可以通过仔细勘验,分析反侦查行为方式,广泛收集线索,深度挖掘相关信息等方式,以应对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     

新的时代新的文学—简论文艺复兴与文学

文艺复兴是改变欧洲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次极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在这场历史变革中,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一种新的文学--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文学,以其独有的特质、卓越的成就载入世界文学史.它在反教会旗帜下生长,在反封建的浪潮中发展.它在诸多方面对中世纪教会发起挑战,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理念.因此,就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反文化之主流化原因初探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虽然波澜壮阔,但最终实现了主流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反文化受到了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商业利益的推动和主流社会的政策性接纳.从一定意义上讲,反文化本身就是美国既有制度的组成部分,它有助于这种制度适应新的形势,创造新的保卫手段,从而增强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     

积极参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综合治理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积极参与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工作是党和人民赋予检察机关的更重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和检察责任,检察机关应以司法办案为中心,聚焦重点领域、参与社会治理、强化融合履职、提升业务能力,为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贡献检察力量。     

妇女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优势与衔接协同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严密法治监督体系的改革举措,是强化人权司法保障的民心工程,在系统治理、诉源治理中具有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功能。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增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明确案件范围,区分监督方式,补强救济措施,完善法律责任。准确理解与适用该条款,应当立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公益代表定位,坚持守正创新,加强衔接协同,能动精准监督,提升办案质效。     

论“搭便车”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定位

“搭便车”具有多种含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搭便车”具有特殊的法律语境,其适用定位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底层观念、原则和价值。制止“搭便车”高度契合自然正义及其衍生的不当得利原则,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召力。但是,“搭便车”又经常是模仿自由和竞争自由的应有之义,有其积极的和正面的含义,在通常意义上体现的是“搭便车”中立。我国司法裁判过多地赋予其自身违法的负面否定意义,将其作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裁判标准,并广泛地用于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搭便车”的宽泛适用易于扰乱相关法律之间的调整秩序,破坏法益保护与竞争自由和公有领域的必要平衡,有悖于自由市场原则。“搭便车”可以成为裁判标准,但应当限定其适用范围、压缩其适用空间,其适用不能抵触相关法律的立法政策。     

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及其镜鉴

欧盟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对外经济制裁发起主体。囿于欧盟自身的特殊架构,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内容庞杂,涉众面广,主要涵盖法律、政治与执行三个层面,内嵌有基础及配套立法、决策程序、执行程序及各类制裁与反制裁机制。随着数次修法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该体系框架已基本成型并有效运作。不过,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设计并非完美无缺,存在决策不确定、制裁运作壁垒、制裁执行不一致、欧盟司法干预、对外制裁泛化等问题,这为受制裁影响的国家、实体与个人提供了反制可能。中国可适当吸纳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建构与运作过程中的经验,从国内国际两条进路加强反制裁制度体系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自身反制裁立法及配套制度机制,成立制裁与反制裁专门主管部门;另一方面,加强对国别制裁制度体系的研究,善用境内外司法手段、他方制裁体系自有漏洞等进行“非对称”反制,持续运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检验他方制裁措施的合法性。     

欧盟反跨境补贴措施法律问题审思

跨境补贴具有资本流动的跨国性,包含跨境贸易补贴与跨境投资补贴两个方面。在跨境贸易补贴方面,欧盟反补贴实践引发相关法律问题,一是欧盟委员会引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11条将中国政府的财政资助行为归于埃及政府所为的适当性,二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可适用性。与此同时,在跨境投资补贴方面,欧盟立法动向引发的法律问题在于,《外国补贴条例》的适用是否会导致欧盟违反其缔结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对于欧盟反跨境贸易补贴措施,在中国企业寻求自身救济的同时,中国政府可推动制定规制跨境贸易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多边和/或区域规则。对于欧盟反跨境投资补贴措施,中国应与欧盟充分交换意见,同时加强补贴合规自查,并基于竞争中立原则完善补贴的国内审查制度。     

在“反国家主义”的阴影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社会围绕海军船厂地位与功能的争论

当前美国的军工生产体制以私营企业为主,私营造船企业垄断了海军舰艇的建造。该现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社会围绕海军船厂地位与功能的争论,“反国家主义”思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该思想为武器,私营造船企业支持者强烈反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扩展海军船厂的建造能力,乃至由海军船厂全面接管舰艇建造活动的动议,强调私营造船企业优于海军船厂的效率,从而充实了“反国家主义”思潮的内容。该思想使私营造船企业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承受的贪婪性与好战性指责,进而得以在冷战时期全面接管海军舰艇建造。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