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女性犯罪的状况、原因及防治

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女性犯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当前，女性犯罪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并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不仅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安宁、还动摇着家庭的稳定，甚至毁灭了许多女性犯罪人的一生。     

和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状况的实证报告——以云浮市司法系统调研数据为支撑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明确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如无特殊情况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证人证言必须在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后才可以成为定案根据"。但证人出庭率低,一直是困扰各地司法机关的普遍问题。本文拟以第一手调研材料①为基础,对证人出庭率低的真实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司法人员的看法,对如何改善证人出庭状况提出建议,以期有益于我国刑诉法的不断完善。     

晋江市场化道路的演进与特征

晋江是我国最早走上市场化道路的地区之一，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晋江就利用当地的“闲钱”、“闲人”、“闲房”，搞家庭作坊式小工厂，生产日常生活用品。晋江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有其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原因。人多地少，生活贫困，仅仅靠农业不能养活自己是其内在的原因之一。1949年，晋江全县人口44．8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73．4％。全县耕地约3．67万公顷，人均0．09公顷，而且大部分是贫瘤的旱地，水田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27％。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出于生存的需要，晋江人在内在的压力下，选择了发展市场经济。这与温州模式的早期发展原因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属于内发型的。     

社会不和谐因素中政府因素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不和谐的因素。其中有的与政府有着直接或问接的关系，本文把它们称作“社会不和谐因素中的政府因素”。由于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扮演着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关键角色，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对政府自身存在的一些影响社会和谐因素的主要表现、形成原因和治理对策进行认真探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中不起诉率问题研究——兼与德国的比较

比较中、德两国检察机关不起诉率数据并研究相关资料,发现我国刑事诉讼的不起诉率呈现出一种不太正常的低迷状态。其原因主要在审查起诉的理念设计、案件划分理念以及不起诉制约程序和政策走向等方面。中国刑事诉讼的低不起诉率存在问题,应当转变观念,使每一个不起诉决定的做出都是建立在对案件事实分析的基础上的,使不起诉制度可以真正建筑于人权保障的基石之上。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不起诉率如此之低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刻意将其推到一定高度。     

跨国企业在华本土化原因探析

近几年来,跨国企业在中国发展出现了本土化的趋势。对此,应该从跨国企业内外两方面找出跨国企业本土化的原因,从而正确认识和对待这种现象。     

美国法上的继受人责任

按照传统公司法,在重大资产出售中,受让人并不承担原公司债务.美国法中有传统继受人责任制度,作为例外,以遏制欺诈行为.但随着产品责任的兴起,无论是传统继受人责任制度,还是公司法中的清算规则,都不能在公司出售重大资产并解散后,为未来债权人提供足够保护.在无法通过立法变革清算规则的情况下,美国法院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通过判例发展出新继受人责任制度--事业存续原则和产品存续原则,要求继受人公司承担原公司债务.尽管对此仍存争议,但新继受人责任制度在美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对于中国实践也有借鉴意义.     

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原因探析

犯罪学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犯罪是指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权益，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犯罪行为的发生是犯罪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外因层面，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法制环境中存在的某些不利因素，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供了滋生滋长的土壤；在内因层面，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理论阐释了在知识产权犯罪巨额收益的基础上，诸多犯罪外因极大地降低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成本．最终导致个体犯罪动机的形成。提高我国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以及大力改善执法不力的现状，是当前形势下知识产权犯罪防治之举的重中之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的我国量刑实践

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应当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宽有严,宽严适度。"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应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而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不足,本文在此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交房请求权能优先于工程价款吗？——从《物权法》的角度质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合法性

2002年6月2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第2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该规定赋予了符合规定条件的消费者权利以最优先的地位，使其受偿顺序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那么，该规定是否合法、妥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