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思想政治工作史研究的价值、方法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系统梳理和总结70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从"为什么研究""怎样研究"和"研究什么"三个层面分别对新中国成立70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和未来研究趋势进行探讨与分析。     

七十年代清远县的“送瘟神”大会战

正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送瘟神》一诗中,把消灭血吸虫病工作喻为"送瘟神"。广东省清远县(现为清远市清城、清新区)约于130多年前的1880年前后,就有血吸虫病流行。解放前,由于历代反动派的黑喑统治、残酷压榨,加重了血吸虫病的猖獗流行,使病情严重的地区出现了"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荒凉景象。全县疫区都因血吸虫病流行而人口大量死亡,还出现了不少人绝户灭的村庄。解放后,清远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十分重视血吸虫病的     

近代以来中国志愿服务的变迁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志愿服务的变迁,可以分为近现代和当代两个历史阶段,且能始终紧扣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多重动力的综合作用下,沿着先"民间",后"官方",再"官方为主、民间为辅"的社会服务事业的变迁轨迹,呈现出断裂与延续并存的变迁景象。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社会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志愿服务将会成为由政府、民间协同推进的一项专业化、职业化和时代化的社会福利活动。     

中国廉政建设的秩序向度逻辑——基于社会秩序变迁理论的探讨

在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根治腐败顽疾,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活力,是推进、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文章以近年来腐败案件和相关数据为支撑,运用诺思等人提出的社会秩序变迁理论框架考察了我国腐败的特征和廉政建设的具体路径。从社会秩序变迁的制度性理论范畴审视廉政建设的秩序逻辑,并结合中国的本土情况加以修正,以期为廉政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     

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特色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蒙古族民俗文化的发展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富含深刻的精神元素,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分析蒙古族发展中的饮食、住房与交通、婚丧嫁娶等几个方面的民俗文化,得出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发展、变迁嫁娶对当代的启示如下:大力弘扬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培养出高素质蒙古族文化人才;大力研究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促进其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韩国学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视角

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韩国学的成果发布和成果积累等新的考察角度入手,审视韩国学的研究成绩,进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理念,尝试探析目前韩国学领域研究中的空白点,并结合中韩两国的韩国史研究现状,阐述韩国学所属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旨趣、方向等问题。总体上,对中国韩国学及其主要分支韩国史予以理论支持,并对韩国国内的"国史"研究提供镜鉴。     

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一个研究述评

在中西方学者的文献中,关于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一般基于"制度结构"与"制度过程"的二元划分。前者聚焦于制度的规制性要素,重视制度设计和结构对组织的外部影响,更强调结果评估和工具性考量,这种研究取向广泛地体现于早期和主流的文献中;后者将视野转向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不只是将制度当成外生变量,也将其视作一种内生性过程,对组织的行动、组织间的互动和相依关系、行动者对制度的影响等实施了更多的观照,这类研究虽在中国学者的文献中并不多见,但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总的来说,两类研究的转变既与学者们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有关,也与各国医疗服务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深刻相连,并顺应了组织理论研究从理性系统范式迈向自然系统、开放系统范式的趋势。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需甄别西方式的分析工具,从本土的经验出发,深入考察医疗服务组织的实践,进而寻求一种适当的解释逻辑。     

借鉴香港经验进一步推广辽宁旅游产业

随着辽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辽宁和香港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现在常驻辽宁投资兴业的香港人有200多人。一提到辽宁和东北,大多数普通香港市民一般只有两种反应:好冷吧?喝酒很厉害吧?其实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了辽宁省的旅游推广在香港还没达到一定的规模。香港普通市民来辽宁少,自然对辽宁不了解、有误解。其实辽宁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从故宫到关外三陵,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一座大帅府,就是半部民国史;本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