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史与外史：科学社会主义的两种学科史叙事

学科史书写是学科合法性阐释和学科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基石。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政治合法性和学理合法性相较于其他学科,具有更深层次的诉求,且二者之间的博弈和融合贯穿学科发展始终。综观其学科史叙事,角度不同、方式各异。根据库恩划分科学史的相关理论,可把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的叙事分为内史和外史两种类型。从书写方式来说,内史可进一步划分为“以范式理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三种;外史可划分为“以学科建制化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两种。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两种叙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其学科本身发展脉络,也能通过内史与外史的联结和对比,探索在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生活之间构建独一无二的学科体系。     

《法律科学》征订启事

《法律科学》是西北政法大学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刊物。它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理论为宗旨,努力反映法学研究的新成果。主要发表法学学术理论文章,辟有法律文化与法律价值、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人权与法制、部门法理学、法律制度探微、法学译苑、域外法评、长安法史、立法研究、法律实践等栏目,注重学术性、专业性、知识性。本刊连续被列入“中文核心期刊”“法律类核心期刊”“中文社科常用期刊”“法学类最重要的核心期刊”。     

日本刑法学说史论纲

日本刑法学说史的发展背景是欧洲刑法学说史。欧洲近代刑法学产生于启蒙主义思想,后者带来了罪刑法定主义、责任原则、报应刑论等刑法思想,并促生了古典学派(旧派)。后因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出现了近代学派(新派),并与旧派及折衷派展开了激烈争论。日本刑法学说最初引进了法国的折衷派观点,后因国家体制的原因又大量引入德国法律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新派所影响,促进了刑事政策的发展。"二战"后的日本刑法学说基本上倾向于旧派的立场,至今仍争点不断。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变迁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为此就必须通过政府体制来限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政府体制面临很大的挑战,而现在中国的政府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加强政府体制改革,本文就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南宋士绅群体的变迁及其影响——以县治为中心的考察

以"寓公"与"士人"为代表的南宋居乡士绅群体既是官民之间的媒介,又是基层空间秩序的重要维持者。他们置身于县治的背景之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县级官府统治力的不足。他们的影响并非完全体现在其与县治的良性互动之上,也不乏在基层权力空间中的激烈较量。"民化"与"官化"是对县治背景下的居乡士绅群体活动轨迹的两种反向的描述。伴随着自身的"民化",士绅群体给县治的展开制造了障碍。"官化",即充当地方官的职能角色并协调基层公共事务。在官方力量缺席的情况下,居乡的士绅群体也能主动介入并发挥着许多积极的作用。通过考察南宋士绅群体的变迁,可以窥见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带有怎样的文化基因,又会遇到哪些问题与挑战。     

黄宗羲的豪杰理想及其诗学安顿

在儒家所标举的理想人格系统中,"豪杰"是一种带有雄壮伟岸气质和豪迈色彩的人格类型。它以居仁由义为底蕴,呈现出刚毅劲健、独立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明清易代之际,为时势所激,豪杰向慕成为一种时代风尚。黄宗羲积极践履其豪杰理想,将豪杰精神寄寓在毁家抗清、著书立说的英雄壮举之中。其大力标举反模拟、求创新,倡导"元气"铸就风雷之文,发掘诗文的补史之功以及借传奇笔法表彰故国志士遗民的诗学主张,均彰显出激扬飞越、开拓创新的豪杰情怀。考察黄宗羲的豪杰诗学,对理解清初的诗学特点及其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及价值。     

初学法学书目推荐

学习法律有不同的层次,法律专业学习之阅读,非专业人士的阅读,法律专业本科生之阅读,高年级和低年级又有所不同,以及研究生、博士生之阅读。即使法学大家也不是读遍了天下法书,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再读书。面对如此多样的法律阅读状况,要以一篇短文介绍法学名著确实有难度。本文主要面对法科学生,主要是本科生和法律专业硕士生,适当兼顾其他。     

名诗背后的“意外”

大浪淘沙,虽经千百年变迁,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诗歌至今流传.按理说,知其人,诵其诗也就够了,可今人偏偏喜欢在旧纸堆里翻三拣四,结果竟然揪出了不少名诗背后的"意外".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李绅的这首《锄禾》感情真挚,落笔自然.可谁曾想到,就是这位有着"悯农诗人"之称的李绅发迹之后,穷奢极欲,习性龌龊.据说,李绅好吃鸡舌,一次就杀鸡三百多只,弄得满院尽是.更让人不齿的是,李绅这人为非作歹,品行低劣.在"牛李党争"时,他都已年逾古稀了,还徇私枉法、草菅人命,最后人死还被削去三官,累及子孙,实在匪夷所思!     

要物合同之困及其出路:理论变迁的视角

中世纪以来的法学家在构建合同理论时一方面进行着体系化的尝试,另一方面继承了具有罗马法传统的要物合同制度。但在提炼合同一般理论的进程中,要物合同制度逐渐脱离了其原来的生存土壤。尽管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具有鲜明个性的要物合同与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合同一般理论仍有明显冲突。要物合同的成立区别于合意主义的一般原理甚至难见容于其体系成为要物合同之困。为化解此危机,追溯其产生渊源及流变有着重要意义。     

“考官”的中国模式变迁

道德考核，已是而今中国官员考核的核心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