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嬗变:当代民间修谱与宗族意识的变迁

家谱、族谱作为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尊祖、敬宗、睦族、收族的重要意义,彰显了人们共同的"大家族"心理和集体荣誉感,因此数千年来,中国不断有编修家谱的风俗。但是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家谱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变化,并且修谱的目的和意义也有所差别,经过长期的历史变迁之后,修谱也从官方普及到民间。当代民间修谱之风盛行,从其内容和形式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传承至今的宗族意识的嬗变及其在现代生活中的表现。探讨当代民间修谱之风盛行的原因,以及宗族意识的现代变迁与利弊,可引发人们对当代民间修谱热的反思及对宗族意识的珍视。     

制度变迁视角下现代警务机制研究综述

自2005年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三个率先"以来,警学界就现代警务机制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论述。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对现代警务机制的基本概念、警务机制改革的历史环境、警务机制运行现状、现代警务机制的构建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以期对现代警务机制的研究提出新的思考与展望。     

放开那些员工

放开那些员工吧!让工作归于工作,让他们找到一个真心投入工作的理由。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员工怎么那么可怜呢?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听起来很美好,但是管理上大多还是"外儒内法"的那一套。而且,还有那么多企业主丝毫没有感觉到时代变迁,也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改变管理的方式方法。     

天平下的遐想

时光的流转,人世的变迁,总让人感觉时间是一个让人无法捉摸的东西。每当手指划过那厚厚的案卷,总是心中无限惆怅。夕阳总是不约而至的洒在我的办公桌上,如同那案卷一样的颜色,有时我真的有些恍惚的分不清楚,哪里是夕阳,哪里又是那天平的模样。四季流转,让人想到那"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刍论三权分立的理论、实践与理论重构——从静态“权力”到动态政治行动

三权分立理论在18世纪形成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三权分立制度则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因此两者不能简单等同。事实上,制度的变迁引起了学者们对三权分立理论的猛烈批评。尽管如此,在21世纪,三权分立理论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是政治理论的重要成分。三权分立理论之重构需要抛弃其静态"权力"概念,并抛弃最小程度的政治参与、目标极为有限、小政府等过时前提,而重构为与特定价值承诺相结合的分析性的动态理论。     

四维环境视角下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之变迁及其启示研究

理论界尚乏从制度环境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角度对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CPF）的研究。本文在剖析CPF变迁的四维环境即人口、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基础上，以制度供款率、参保者状况、最低储蓄补充计划等制度变量或要素为切入口，分析了CPF的变迁及其特点，并探讨了上述研究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启示。研究表明，四维环境与CPF的变迁呈互动态势，前者对后者施加了影响，而后者对前者具有稳定作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需充分重视并协调社会保障制度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     

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制度安排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建国后我国农民政治认同所出现的两次高峰为主线,以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为关键节点,简要梳理我国农村制度的变迁历程会发现,我国的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存在一种以前者为主导的"非对称性"互动。近年的农村制度安排虽促进了农民政治认同的复兴,但在认同构建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由此亟需学界和政府做出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探寻。     

我国选调生政策的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基于渐进决策理论视角

选调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我国选调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与选调生政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多年来，选调生政策不断发展演变，其变迁历程经历了酝酿萌芽、适应探索、规范发展、全面建设四个时期。从渐进决策理论视角出发，选调生政策变迁的主要逻辑包括四个方面：基于既有经验的政策渐进调适、由量变到质变的政策目标导向、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政策动态均衡、决策主体非理性因素影响政策变迁效果。基于渐进决策理论展望未来，我国选调生政策亟须进一步推进多方共治，强化政策协同性与连续性；加强政策评估，提高政策执行力；完善选调生综合配套制度建设，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台湾眷村:日益流逝的文化记忆

正2014台北眷村文化节于2月15日至23日在台北市公馆的宝藏岩登场,这也是台北市连续第九年举办眷村文化节。台北市长郝龙斌表示,眷村文化是台北多元文化重要的一环,希望通过眷村文化节的举办,让大家体验眷村美食、眷村艺术及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互动,感受昔日眷村时光。台湾眷村知多少什么叫眷村?记者曾经多次请教过台湾朋友。回答各有不同。从事两岸民众紧急医疗救护的台湾飞特立航     

我们走的是渐进式制度变迁道路吗？

渐进式制度变迁道路寓含着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假定，而这与中国现实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中国直到十四大以后才确立这一目标。因此，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分析大都是一种事后诠释。同样，对渐进式制度变迁道路的评价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文章认为，不能将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轻率地定义为“渐进式”，尽管从事后看来似乎如此；也不能用中国经济增长实绩来作为评价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价值标准，尽管二者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