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     

立法语言叙事分析

法律文本是立法语言的编织物。从语言的功能来看,法律就是立法者通过文字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对象的意义描述系统;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以语言为物质外壳的立法文本和立法行动本身具有"叙事"的特征。立法语言叙事最终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权力意志。在立法实践中,如何恰当地控制和使用叙事的手段,从而为立法文本的完善提供可能,是我们进行叙事分析的初衷。     

日本刑法学说史论纲

日本刑法学说史的发展背景是欧洲刑法学说史。欧洲近代刑法学产生于启蒙主义思想,后者带来了罪刑法定主义、责任原则、报应刑论等刑法思想,并促生了古典学派(旧派)。后因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出现了近代学派(新派),并与旧派及折衷派展开了激烈争论。日本刑法学说最初引进了法国的折衷派观点,后因国家体制的原因又大量引入德国法律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新派所影响,促进了刑事政策的发展。"二战"后的日本刑法学说基本上倾向于旧派的立场,至今仍争点不断。     

北洋水师被“自己人”搞垮

古代中国朋党之争，最大的诟病是认“奴”不认“才”。腐败透顶的晚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亦与党争有关。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重用的两个将帅——海军统帅丁汝昌、陆军统帅叶志超皆属无能之辈。丁汝昌在水师提督这个位置上，     

警惕村官腐败压制村民自治

近年来在一些农村，部分村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和家族、小团体牟取利益，日渐异化为与村民群众对立的特殊群体。村官腐败、小官大贪的案件频频发生，其背后则是错综复杂的“小圈子”或家族宗派间的利益之争，其对以村民自治为主要特色的基层民主建设形成极大危害，暴露出的监督缺位等问题引人深思。     

《史记》附传叙事论略

历代论家对《史记》附传未能予以足够重视，然附传是《史记》人物传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最大化需求，也实现了通变和立名的著述目的；从结构意义讲，附传具有对比、反讽、衬托、重复等功能，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史识与史笔。     

论《源氏物语》的叙事手法

紫式部在继承了物语虚构的传统的同时,注重写实,真实再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利用历史叙事手法,适当加入史实,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以和歌抒情,使原本单调的物语叙事手法变得丰满起来。     

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中为什么会发生“迁都之争”?

正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为何挑起"迁都之争",史学界一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已使蒋介石感到在武汉无法实现其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阴谋";"另一方面,南昌地区和江西已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在南昌,他可以为所欲为"。其实,"迁都之争"是蒋介石阻挠汪精卫回国,争取时间完成反革命政变准备的"杰作"。这才是他的真实意图。     

《边城》的叙事策略探析

作为湘西边地的歌者,沈从文凭着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以及身上所流淌的汉、苗、土家族的血液而形成的独特气质,加之夹缝中求创新的文体意识,使其文本《边城》呈现出异样的风格,表现于其超前的叙事策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