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西·米勤》叙事特色简析

在小说《戴西·米勒》中 ,詹姆斯打破常规 ,运用了限知视角的叙述方法。叙述者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 ,他始终以浓厚的兴趣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 ,但又不积极卷入事态 ,使故事更为客观真实 ,体现了詹姆斯对小说叙事理论深刻的研究     

抒情对《长恨歌》叙事的影响

《长恨歌》以浓郁的抒情性改变了全诗的叙事风貌 ,由于强烈的感情加入 ,叙述者身份与男女主人公身份发生了潜在的变化 ,导致作者情感评价的前后矛盾 ,从而产生主旨的前后矛盾 ;情的抒写还使全诗形成了张驰起伏的叙事节奏。     

先进带来的不只有感动——评电影《真水无香》

电影《真水无香》感动了我!与所有介绍宋鱼水先进事迹的文字报道不同的是，《真水无香》凭借精巧的故事结构、平实的叙事风格、庄重的影音效果并伴以多角度的内涵挖掘让人不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宋鱼水之所以成其为时代先锋、模范法官的原因，同时更感受到了个人将平凡升华为伟大的背后整个时代的脉搏跳动。作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尊重原型事迹又不止步于事迹表面复制与简单回放的一部人物题材电影，《真水无香》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了。     

从宏大叙事到实证分析：“1950年代的中国”研究热述论

叙事被视为历史事实的一种中性“容器”,是“自然地”适合于直接再现历史事件的一种话语模式。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是与后现代主义相伴生的语汇,其基本特征主要有:有某种一贯的主题的叙事;一种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叙事;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总体性、宏观理论、共识、普遍性、实证(证明合法性)具有部分相同的内涵,而与细节、解构、分析、差异性、多元性、悖谬推理具有相对立的意义;有时被人们称为“空洞的政治功能化”的宏大叙事,与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的角度相对;题材宏大的叙事,与细节描写相对;与个人叙事、…     

由成长模式到性格组合模式——"匪类抗日英雄"叙事模式阐析

匪类抗日英雄的文学存在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从抗战到文革、再到新时期,匪类抗日英雄的叙事模式经历了由成长模式到性格组合模式的变迁,而这个变化过程也是匪类抗战英雄在文学史上由出现到沉没、再到重新浮现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背后实际反映了抗战题材小说英雄观的历史变迁。     

生命的归隐与超越

当21世纪来临的时候,＂故乡＂开始被人越来越多地提起。海德格尔说：＂接近本源就是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只存在于对本源的接近中,绝非其他。所以,在故乡中对本源的忠诚,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忠诚来源于故乡作为人类生命之根的深深敬礼,来源于故乡承起每一份渴望安居的心灵。     

试论叙事作品中作者在文本中的表现

在叙事性作品中,作者与文本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作者既在文本之外,又在文本之内,这样就有了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分。作者无法完全撤离文本,但作者可以在文本中选择显现或者隐退,这样就产生了人格化叙述和非人格化叙述。在叙事文本中,作者往往通过两种替身存在着,这两种替身就是隐含作者和叙述者。     

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论十七年家族叙事创作的情感态度

当代作家在十七年家族叙事作品中表现出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既是文学一体化时代的历史要求,又是作家叙事情感的真实流露,具有政治与伦理的合理性;但从审美角度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情感导致文学创作艺术视野与叙述视角的狭窄,对人性认识的片面,只揭示出人物阶级属性的两极剖面,相对忽视了对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这种情感既是敌我之间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映,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家族情感无意识的积淀。     

王安忆小说的叙事建构及读解

王安忆是个高产作家,其创作不仅高产而且有质量,因而吸引了许多评论者的目光,但对王安忆小说创作进行总体研究难度甚大。将王安忆小说文本的叙事修辞与作家的叙事理念相结合,在对其小说文本的叙事探究中注入修辞分析的元素,从修辞对话的层面阐释其小说创作,不失为一个新的视角。     

地方·颓废·返魅：台湾“新乡土小说”研究

台湾“新乡土小说”延续了“乡土文学”反思现代化的社会批判功能。它通过描绘地理地景、乡土风俗等书写策略来积极建构“地方性”,以分割“现代化”话语的整体性;塑造了“废人”形象系列,用颓废者的否定姿态传递对现代社会的反叛意识;同时以奇谭浪漫、神秘鬼魅的后现代审美意识疏离主流论述、质疑历史正典和文化正统。但其疏离现实的消极立场、悬置价值判断的保守态度以及解构叙事的书写策略又消耗了其社会批判的针对性与批判强度,导致失焦、乏力的空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