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卫东的“退休作业”

正按照杜卫东自己的话说:逝去的岁月,没有能承载我成就的远洋巨轮,却也没有夹带龌龊与卑劣的残枝败叶,它一如我的生命。平淡无奇,却清澈纯净并充满激情。生于北京的杜卫东,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小说选刊》杂志社原主编。他的新著《江河水》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也是他在退休后不久就交出的第一份退休作业。今天,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他的时候,他依然谦恭地倾听着来自各方的评论。谦和的笑容里其实代表着他低调、朴实的行为习     

论民间法作为宪制的共和基础

民间法研究作为近十年间中国大陆法理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一直被一个疑问所困惑:和国家法相较,民间法不过在非正式法源意义上才有研究的价值,因此,它无论如何也进不了法学研究的主流殿堂.而笔者要说,倘若站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看待相关研究,不无道理,并且在这十多年来,笔者一直积极支持并呼吁我国法学研究应从宏大叙事向微观论证转型,从立法中心主义立场向司法中心主义立场转型,从价值设证的论述向规范实证的论述转型①.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论萧红《生死场》的文本双重性

女性作者叙事文本往往具有矛盾的双重属性.就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而言,其身处时代急剧变迁的进程中,既被时代挟裹着前进,又在被挟裹中有了自我的觉醒,这是中国女性作家小说叙事双重性的重要体现.作为较早建立女性文学自主意识的作家萧红,其作品《生死场》的叙事双重性特征尤为突出.在《生死场》中,表面牵强的革命叙述背后,着力凸显的是女性生命的苦难.《生死场》呈现了女性与乡土的象征性和女性与动物之间的同构性.萧红一方面归附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谋求话语权威;另一方面,她又超越了这一话语,揭示了这一话语对女性命运的虚妄性.     

政治话语生态下中国声音的对外叙事:翻译的视角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思想。伴随着话语形式的演变,中国的政治话语走过了一个历时发展的历程。在叙事内容、讲述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中国的政治话语在国际话语生态中表现出很多独立性的特征。将中国的声音对外传播,翻译是重要的发声方式,其实质是用译释手段对政治话语内涵作出二度叙事,实现新一轮的话语建构和价值诠释。政治话语的国际化表达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形成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达到主动宣示自我的特征,从而在国际政治话语生态中保持自我价值并获他者认可,使来自中国的声音不仅被听到,还要能被听取。     

叙事共情在高校易班网络社区舆情引导中的运用

随着易班网络社区的快速推广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日趋凸显,对易班网络舆情的研究和引导愈发迫切。文章以易班网络社区为研究基础,探讨了易班网络舆情的显著特点及有效引导原则,提出了叙事共情在易班网络舆情引导中的运用路径,对于有效控制高校网络舆情发展方向,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病捅叙事的人文特征及其利用路径探析——医患关系研究前沿报告

叙事医学在医患关系研究中的应用推广, 业已成为医学人文研究的前沿课题。 科研人员在医疗现场参与观察, 在对医护及病患人员的深度访谈中采集记录口述信息, 将其规范化整理后, 形成能反映医患双方内心世界的叙事文本用于相关研究。 以往叙事文本的研究, 偏重对病患人员所反映情况的收集整理, 而对医患双方病痛叙事的人文特征的挖掘分析, 可以探索医患互动中话语转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张力以及纠纷形成机制。 对病痛叙事的人文特征的全面认识和合理利用, 既能促进叙事医学的理论方法在医患关系研 究中发挥积极作用, 也能为相关医疗管理制度建设提供对策咨询。 究中发挥积极作用, 也能为相关医疗管理制度建设提供对策咨询。     

从实体自我到对话自我的后现代转向

实验社会心理学方法难以进入个人的、精神的过程,导致外部行为取代了个人的意义与情感,一般性代替了个别性与独特性.心理分析-动力学取向和人本主义方法取向在反思性上的一个共同之处是能够在全部的复杂性中抓住自我的主观性和每一独特的个人的经验世界,在对人的自我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中显示出更多的优势.社会建构主义把语境、语言作为自我的关注点,承认语言在形成和建构自我与认同中的核心作用.叙事对于研究者来说,可以成为一把钥匙,打开被研究者锁藏着的自我的"现实"与"历史"的内核,并把它作为一个叙事的建构来发现和理解.     

“文明与野蛮”叙事与等级性世界秩序北大核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借助“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为其现实政治服务。这种政治话语起源于西方文化的两大痼疾:一是普世性与排他性结合导致的等级性文明观,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背离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在殖民主义时期,“文明与野蛮”叙事主要由基督教宗教认同、白人种族主义及西方制订的国际法理论构成,并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在后殖民时期,这种“文明与野蛮”叙事的标准则日益从具象到抽象,更多借助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视为“现代性”“人权高于主权”等更抽象的标准,并服务于新帝国主义扩张。从结果看,这种文明标准通过制造“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人为将世界分为两个彼此隔绝、相互对立的世界。此外,“文明与野蛮”叙事还塑造出“反文明的文明观”,并由此导致整个世界日趋“野蛮化”,形成等级性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文明观”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