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对茶经忆古人——中国茶宫茶文化一览

中国茶宫坐落于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 其第六层为中国茶宫茶博物馆，面积1500平方米，是深圳市唯一以茶与茶文化为专题的民间博物馆。筹建投入达2800万元，陈列大厅设置了茶史、茶萃、茶事、茶俗、茶具、茶与书画等6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展示空间，收藏名人茶书画、历史图片、文物等300多件，从不同角度对茶文化进行诠释，填补国内馆藏物品多项空白，为茶文化发展研究提供确凿物证，并免费对社会开放。     

栊翠庵堆金砌玉 妙尼姑说茶论经

茶圣陆羽《茶经》上列举的二十四种饮茶器皿，有金、银、玉、陶、瓷等多种质地，大小、造型、雕镂、图案、文字等方面也各有讲究。《红楼梦》里妙玉似乎也很有陆羽的见识，她收藏的茶具非常高档名贵，足以让读者大开眼界。     

古文点校智力成果可版权性的证伪与保护路径简

古文点校的本质在于最大程度复原古文原意,因此必然受到上下文内容、时代背景、历史事实、古文语法等诸多限制,点校青在事实上无法做到任意取舍,在表达结果上必然是趋同的 . 而只存在有限表达方式的智力成果不能构成作品,对于此类智力成果的保护,可以寻求邻接权的保护.     

“新四书”与当代经学的重建

<正>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及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态度,这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还是周予同、朱维铮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自绝于时代、自绝于学术界,必将走进一条死胡同。姜广辉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研究前后历时十三年,《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终于于2010年出版,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项研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经学正名,为     

“经国务院批准”的税法意涵

财税主管部门大量制定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起头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指向税收优惠,兼及税率等一般课税要素。该做法意图在税收基本制度法律保留及禁止转授权的约束下,为财税主管部门的规范创制行为提供合法性供给,《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第5条试图赋予该做法正当性。该条仅为"减税、免税"事项预留剩余立法空间,若干规范性文件涉及一般课税要素、"减税、免税"外其它优惠措施及普适性税率调整,无法藉该规定获致正当性。"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不改变财税主管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性质,批准/同意有转授权之嫌。财税主管部门确有掌握一定剩余立法权之必要,但需仰赖制度调整,不宜由其以违反上位法的方式自我扩权。     

向家庭延伸的养老服务才是蓝海——重庆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杨胜普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80岁的李家荣老人5年前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原本住在养老院,2020年底身体好转回家静养。2021年4月,老人所在的重庆江北区观音桥街道明珠社区养老服务站试运行,高级康复理疗师陈波为她制订了个性化康复计划——多功能心脑通训练和经颅磁刺激。我的头晕症状减轻了,太感谢你们了!李奶奶激动地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重庆市累计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22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912个,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基本达到100%,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会化运营率100%,惠及360万城市老年人。     

中日关系紧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2010年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岛议题使得中日关系紧张气氛持续升级。不同于2005年前后的政冷经热,现阶段中日关系已对贸易关系产生了显著冲击。对此,我们基于内生结构断点的方法,以2008年第二季度、2010年第三季度为分界点,将2002—2012年中日政治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此期间,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经历了三种状态:较弱、无影响、显著影响。第一阶段,由于政治关系的影响较弱,经济上的有利因素容易抵消政治的负面影响,因此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在第三阶段,政治关系恶化对贸易的影响显著强化,同时经济指标走弱,由此出现了政冷经冷。结果还显示:由于双边关系紧张,201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潜在损失313亿—318亿美元,日本损失为368亿—379亿美元,高出中国近20%。     

经侦案件首次讯问的准备与启动时机的选择

经侦案件首次讯问的准备与启动时机选择存在的问题有:案情了解不清晰、不深入增加破案难度,首次讯问收集证据不及时造成证据破坏,经侦讯问策略与方法的认识不足,缺乏必要的经验总结。要做好该项工作,应对案情的了解要足够深入,根据案件的人、事、物三要素进行分析探讨;初步掌握经济犯罪案件证据;制定好首次侦查讯问的具体方案;恰当运用强制性措施。     

《中阿含经》原语问题之考察

《中阿含经》(《大正藏》第一卷,No.26)的印度原本是由一位来自喀什米尔的僧人僧迦罗刹(Samgharaksa)吟诵,由另一位喀什米尔僧人瞿昙僧迦提婆(Gautama Samghadeva)于397—398年译为汉语的。对这部经中的音译词进行分析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僧迦罗刹于四世纪末吟诵的印度原本即使仍包含很多犍陀罗语以及其他口语元素,但已在很大程度上梵语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