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P＋时／时候，Q”句式分析

“(在/当) P 时/时候,Q”句式是用已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参照来标示另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由于全句表述出发点不同,表述核心自然也有差别。“时候句”由于参照时段与参照时点的不同,句式获得了不同的语句功能,表达出不同的语义。不同表述功能下的句式在语法上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     

瞿秋白拒绝宋希濂劝降就义始末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城的没落书香人家。1921年9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和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八七”紧急会议上,时年28岁的瞿秋白为三名常委之一,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后因受到王明及其后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排斥和打击,于1931年后退出领导岗位,成为党内无职务又不领津贴的“白丁”。1934年2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协助徐特立主持苏区教育事业,很有成绩,但是遭排斥的境遇并没有改观。1934年10月中旬,中央苏区“三人团”决策苏区战略转移,8万红军由博古和周恩来率领北上,开始长征,留下2…     

论孔子义利观的现代意义

孔子在义利关系上 ,提倡“义利统一”、“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这既是一种道德要求 ,也是一种治国原则 ,对于协调公与私、道德与物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重新审视孔子的义利观 ,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性觉与性寂之争

儒家内部的对立,可以借用佛教“性寂”与“性觉”的分际来分别,而此种分别在儒家历史上造成的对立是根本差异,从而作为统一的“儒家”之称是否成立成为问题。这个结论,可以在具体分析儒门的“程朱之争”和“天泉证道”二公案来分析得之。     

刍议中华传统荣辱观

“先义后利,存荣去辱”是中华传统荣辱观的主流;“知耻而后勇,处逆境而自强”是中华传统荣辱观的重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荣辱观在当前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中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传统荣辱观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     

君之所审者三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於朝者,则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见於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於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是故,国有德义未明於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於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     

仁义之间:法律正当性的多维视域

仁、义不仅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概念,同时具有法哲学意义上针对于礼的正当性意谓。但对于法律正当性而言,仁、义的概念需要区分其相关含义。立基于礼的实在性而言,仁义的正当性含义表现为如下方面:第一,正当法理论存在于仁与公义的普遍正义观念当中,仁强调了人人平等的仁学主张,强调了为仁由己的人格独立性。第二,作为制度礼义的义强调了制度正义,它既体现在礼的制度中,也体现出礼义需要外在规制与协调。第三,作为裁断合宜的义,指征了司法领域内的行为判断标准。由此展示了法律正当性的多维视域。     

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

董仲舒的儒学是天学,但惟有日用伦常才是董学的真正归宿。董仲舒强调“五常”始终是帝王执事和国家政治追求的目标。《春秋繁露》里,董仲舒把“仁”解为“天心”, 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而在于天。董仲舒还指出,“仁在爱人,义在正我”。在道德实践的具体操作中,仁发于外,惠及广远。而义则发于内,从我做起,严格自律。这显然已与先秦以来各家学派“血亲为本”的仁义主张形成了鲜明比照。     

物理场论对哲学思考的提示

哲学思考从物理学的"场”和"场论”得到如下提示将"相互作用及其连续性”的观点引入哲学领域,并进行全面的拓展与全面的深化;以"非实体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参照系,为众多的哲学问题求索新的答案;以"非决定论”的基本理论为参照系,引导相关的哲学问题寻找新的回应;"非决定论”与"非实体主义”结伴而行;"场”和"系统”这对范畴、"相互作用”的两套理论模式,可分可合、相互补充;与"物理场”相似,"哲学场”中相互作用的多方相对相关、互渗互补;摹拟理论物理学的"大统一场论”,建构包含古今中外多种哲学体系之间和流派之间相互作用的"哲学理论场的场论”.     

论孝与仁义礼智信

作为"至德要道",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评判人之德行的重要标准。孝从孝亲的家庭伦理出发,推至兄弟、夫妇、上下级以及朋友之间的相互尊敬与谏诤,体现在孝与仁义礼智信的关系中,即孝为仁之本,孝慈谓仁;义为孝之实,诤孝为义;礼为孝之核,敬孝合礼;智为孝之方,谏孝需智;孝为信之基,诚孝为信。弘扬孝文化,对于促进当代社会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而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