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应为被保险机动车所致道路交通事故中除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保险人"无责赔付"原则不仅于理不通,而且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推行,应改采"有责赔付"原则。为保障受害人能及时获得足额的赔偿,应赋予其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社会救助基金的资金来源应进一步扩大。     

股东知情权问题的再探讨——以S市J区法院股东知情权案件为样本的分析

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在公司类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高,在司法实践中,股东与公司之间往往就知情权的主体、查阅的范围、查阅目的的正当性等存在争议。通过《公司法解释四》施行后3年内S市J区法院受理的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的样本分析,法官股东知情权案件时应从股东知情权的主体、知情权的权利范围、查阅会计账簿目的的正当性审查等方面进行梳理。     

监督与司法公正问题的讨论（一）-人大个案监督的基本情况

人大个案监督的基本情况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实施监督(以下简称人大个案监督 )是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从本人所掌握的资料看 ,人大最早介入对法院审判案件的监督是 1 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辽宁台安县“三律师案”的监督[1] 。 1 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在常委会领导的支持下 ,干预了辽宁朝阳市市长刘相荣受贿案[2 ] 。1 988年 ,八届全国人大开始设立内务司法委员会 ,上世纪 90年代初地方人大也相继设立。这一旨在加强人大对司法监督的举措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人大对司法个案监督工作的开展。上世纪 90…     

我国行政审批范围的规范化

加入WTO，我国政府必须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规范市场准入，优化投资环境。行政审批范围的设定是确定行政审批其他相关内容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的原则，从而提出规范行政审批范围的对策。     

析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之必要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起诉抽象行政行为 ,但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逐渐增多 ,其他非诉监督机制已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渐严重 ,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势在必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 ,宜将纳入诉讼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且有必要提高相应的法院管辖级别 ;在国家赔偿方面 ,应体现“国家被动提供救济”的原则     

关于文献主题标引的几点思考

为了满足读者的检索要求 ,提高主题检索的准确率 ,我们在文献主题标引中必须重视主题词表的选用、主题标引的范围与深度、主题标引的协调性、文献标引中主题揭示的全面性等问题 ,并且要加强主题标引的质量控制     

日本的毒品问题及其诱惑侦查的理论与实务

日本的毒品问题及其诱惑侦查制度的创设;日本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范围及其策略与方法;日本有关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判例及其法理与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