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日对双边同盟进行了新一轮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和演变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并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东亚地区安全环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陈独秀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变化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方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伊始,中日两国又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明治以来,日本维新志士发愤图强,师夷长技,大办实业,发展教育,增强军力,使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崛起,对于正在苦苦探索救亡图存路径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康有为、孙中山开始,中国进步人士就发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呼声.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开始,就了解、认识到日本强大的因素,也主张学习日本以自强,并对中国的近代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小说《非红》背后一对革命情侣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学季刊编辑部工作时,有位嗓音非常甜美的女同事.听说她是从中学退休后受聘而来客串的.她气质文雅,谈吐极富感染力,常常吸引着一些儿童文学作者、小读者在身边,听她聊文学,聊生活.她名叫朱为先.     

个人病痛与时代沉疴 ——萨拉特笔下疾病缠身的印度

瘟疫影响了印度人民的生活,也在作家的创作中留下了印记.20世纪初的印度小说史上,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是描写疾病与底层生活关系最多的作家.萨拉特在描摹贫民生活时经常会写到疾病.在他的作品中,疾病既是主题的构成要素,也是情节结构的发展动力.他描写了疾病与底层民众如影随形,本来属于生活非常态的疾病却成为常见的现象,凸显了疾病的日常化特征及疾病蕴含的等级内涵;疾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仅是个体的身体和心理的经验,也是社会的痼疾,萨拉特描写了疾病对个体的影响及其在社会关系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把个体的病痛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更客观而真实地剖开了印度传统社会的痼疾;萨拉特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在展示社会痼疾、突出底层痛苦的同时,否定了传统宗教救世的可能性,也描写了现代科学与印度民众之间巨大的鸿沟.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表现为"反英雄"的特点,他们脆弱不堪、犹疑不决、缺乏勇气、逃避生活,无力承担改变社会的使命.作家塑造的处于病状的主人公,反映了殖民主义时期失去主体地位的印度形象,从而批判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的剥夺和戕害.特定的被殖民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印度疾病的无法治愈,主人公只能在病痛中等待新生的曙光.     

法国当代的反战小说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一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力地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反战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法国反战小说的重要特色,是许多作家亲自参战或者从事抵抗活动,在前线的炮火或者地下斗争的洗礼中写出了他们的作品。所以反战小说的创作     

沈从文小说的背景化叙事

沈从文在小说文体上的突出贡献是在其描写故乡湘西的作品中,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叙事方式,即注重细节的真实生动,通过大量风俗场景的描写,使小说中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描写(即人物活动的背景)成为可以与人物活动等量齐现的叙述手段,进而通过情节叙事的突转,完成了人物的背景化,创造了深具中国文化意味的小说叙述方法,在20世纪西方小说形式在中国大量的复制与繁衍中,卓然特立,独领风骚。     

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CSSCI

2022年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972年的中日复交,是在中美和解的有利条件下,两国决策层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谈判而实现的“双赢”成果。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两国关系由“蜜月期”转入“重新调整期”,从而呈现一种结构性特征——“趋冷”与“回暖”局面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21世纪20年代初,中日关系面临逆水行舟般的复杂局面,其未来是重复“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还是倒退到疑似复交前双边架构的“准冷战”状态,抑或经过多年磨合而出现堪称2.0版“1972年体制”的某种新型关系框架?对两国关系面临的这三种可能前景,需要继续予以关注。     

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

战后日本于美苏核对峙的国际格局下,在国家安全上基于“无核三原则”奉行所谓无核化政策。日本无核化政策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产生于广岛、长崎的反核感情与规定日本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和平宪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日本的无核化政策与美国核保护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性,正是后者使日本所标榜的无核化政策大打折扣。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外出现了日本核武装的议论。但只要日美安保体制继续存在,只要美国能够提供有效的核保护,日本就不会轻易放弃无核化政策。     

日本公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显示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相互关系的典型事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公明党在内的日本各在野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补充外交”作用。特别是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等非政府人士的访华,为日本政府摸清中方意图、沟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看法、形成复交文件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日本在野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开展对日本在野党的工作,从而推动日本执政党转变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