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权利救济问题初探

流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作为刑事被告人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其权利的保障及救济问题正日益突出。与其他未成年型事被告人相比，对流浪未成年型事被告人的权利救济在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健全少年司法制度等诸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当前对于流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救济主要存在“提前干预救济”、“羁押救济”、“监护救济”、“辩护救济”、“实体处罚救济”、“回归安置救济”等突出盲点，应结合我国实际和借鉴国外经济进行相关法规及制度的完善。     

罗力彦：人民的信任是对律师最高的褒奖

一位父亲,在女儿出生时便期待着成年后的她外柔内刚:既具有中国女性传统的贤淑,又具有男性的刚强;既懂得并热爱生活,又聪明充满大智慧,所以起名“力彦”。几十年过去了,这位父亲的愿望变成现实,襁袍中的女儿不仅成为贤妻良母,充满生活的情趣,而且不让须眉,成长为出色的律师。特别是在充满碰撞,抗辩激烈的刑事辩护中,成就斐然。她就是荣获辽宁“省三八”红旗手、辽宁省文明律师、辽宁省司法行政十大女杰、大连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大连市优秀人大代表、大连市十佳杰出女性、大连市人民满意律师、全国优秀仲裁员等多项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     

制止听证的“假戏假做”

如何消除听证会的公信力危机?这需要有关方面在听证程序、信息公开制度、企业内部控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出多方面努力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职务犯罪,它对惩罚犯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立法缺陷及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的收入,差额巨大,如果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     

搜案

戴尔公司告戴尔学校商标侵权一审胜诉2006年12月20日,就北京市海淀区戴尔培训学校及其举办者北京洲际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和美国戴尔有限公司的商标侵权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戴尔学校在经营过程中对于“DELL”标识的使用侵犯了戴尔公司享有的DELL教育类注册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此,法院支持了戴尔公司诉讼请求。     

以十七大精神指导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十七大的召开，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十七大不仅总结了五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并且为今后五年的发展做出了规划。根据中央要求，司法部于会后迅速组织传达十七大会议精神，并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安排落实。吴爱英部长强调，认真学习、     

“汾酒”之殇

危机公关在国外已经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它建立在企业负责任的态度之上,一个不负责任的企业无所谓什么危机公关;相反,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不管发生任何危机都会以负责任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国司法职务犯罪防治对策探讨——以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为视角

司法职务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职务性犯罪,以现代犯罪原因论观之,产生此类犯罪的原因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特点:既受经济因素、文化传统的制约,又受司法运行机制的困扰,还受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立法本身的缺陷、教育缺失或不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司法职权运行机制的独特视角着手,深入剖析引发司法职务犯罪在运行机制层面的成因,并就健全我国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构建科学有效的防范对策体系.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