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在我国一经出现即引起经济学界及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关于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激烈讨论。本文着重分析并评价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各项基础性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表现形式、危害及规制之必要性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指未经商标权利人的许可,将其使用在商品上的商标去除后换上自己的商标,将他人的商品冒充自己的商品出售或拟出售,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根据对商品变更程度的不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表现形式呈现以下两种:整体反向假冒,即保持所涉及商品的原样,对其本身不做任何变更,而只是…     

香港警方处置劫持人质事件模式研究

香港警方处置劫持人质事件的基本模式是集中指挥,谈判先行,武力戒备,力争和平解决.基本经验是:一、确立安全至上是处置劫持人质事件的基本理念.二、指挥员不谈判,谈判员不指挥.三、从处置对象提出的各种要求中,去捕获和满足其基本需求.四、利用和防止"斯得哥尔摩"现象.指挥官在处置初期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包括运送计划、接受人质计划、接受死者或伤者计划、人质突然逃走处置计划、嫌疑犯突然逃走处置计划、嫌疑犯投降处置计划、即时进攻计划和全面进攻计划等,每一个计划都须形成书面文字记录,以备事后检讨和问责.     

也谈新闻“真实性”的评判标准

《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7期刊登了《谁在分"肥"》一文,内容涉及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企业经营和改革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被后者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令原告败诉。此案所涉及的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背后的复杂法律关系问题值得引起关注,它对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意义重大。我们特节选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书,并约请有关方面学者对此案所涉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因此,每一个部门、机构乃至社会成员,都应根据自己的地位,认清自己的责任,发挥应有的作用,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处于何等地位,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自然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重大课题。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①。江泽民也曾经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②,也主要是讲农村稳定的重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人口结构…     

2006年《中国司法》杂志重点选题

为了配合司法部中心工作,更好地宣传报道司法行政系统各部门、各行业协会的工作重点,充分发挥《中国司法》杂志的理论园地作用,《中国司法》杂志就2006年宣传报道工作组织了选题策划、课题选报工作。现将2006年《中国司法》杂志重点选题刊登如下:监狱工作:(一)监狱刑罚执行制度     

不批准逮捕决定应告知被害人

一、被害人对不批捕决定应享有告知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复查申诉案件规定》第5条第一项规定: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申诉,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管辖复查。司法实践中,常有被害人不服不批准逮捕决定,通过申诉复查的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情形。但他们都是通     

司法时事系列评论（之一）

时事关键词之一:司法行政官员退出律协据已闭幕的第六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披露,截至目前,我国由执业律师担任会长的省级律协已有22个,与司法行政机关分开办公的省级律协已有24个。这意味着作为律师自治组织的律协,正逐步实现与司法行政机关工作职能分开。笔者认为,司法行政官员不断退出律协,省级律师协会正逐步还给律师,这是我国律师行业自律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律师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完全符合律师行业的国际惯例和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律师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由司法行政机关的有关官员兼任一直是律师业的惯例和“潜规则”。司法行政机关…     

浅谈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

《公务员法》和相关法律赋予公务员保障其权利的途径均为行政途径。这与宪法赋予公民的完整权利救济权不符,与世界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也不符。笔者从平等权、三公原则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为切入点,赋予公务员完整的权利救济权,以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和稳定公务员队伍的发展。     

论我国现行立法背景下的物权变动模式

物权的变动模式作为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现行立法背景下的物权变动模式,对于未来物权立法能否选择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适合我国国情的物权变动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规定的物权变动模式,虽非债权意思主义,但也绝不是学界通说的债权形式主义,而是一种特有的模式——物权意思主义。     

错位与归位:滥用职权罪立法的检讨与重构

对于修订后的刑法所新设的滥用职权罪,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其是故意犯罪,但相关的论证实难令人信服。合理的思路或许是区分不同的层面进行解读:从实然的角度分析,现行刑法中确立的滥用职权罪是过失犯罪;但从应然的角度反思,滥用职权罪的正确定位应是故意犯罪。为此,应当通过立法修正的形式对其进行理性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