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化实质化监督办案为抓手 提升新时代刑事检察能动履职水平

深化实质化监督办案是能动司法在刑事检察中的具体落实,是践行新时代检察理念的充分体现,目标要求是通过依法、主动、深入、全面履职,克服机械司法的惯性思维,在被动受理、主动监督和诉源治理三种刑事检察形态中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湖北省检察机关充分认识深化实质化监督办案是担当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的必然要求,从司法理念、履职方式、制度机制着手,进行积极探索,并结合司法实践,对以深化实质化监督办案为抓手提升新时代刑事检察能动履职水平,推动刑事检察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路径展望。     

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的优化

<正>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要健全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发挥办案组织提供法律咨询的功能。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是为了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特别是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所实行的一种案件讨论方式。自运行以来,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上聚集了集体智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     

对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制度的反思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性质,决定了司法权对行政权保持中立的特殊意义。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告就被告”原则,决定了多数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实质上使之成为行政权与行政审判权之间联系的纽带,削弱了法院的抗干扰能力。克服司法地方化,阻断行政权等权力对行政审判权的不利影响是实现行政审判公正的首要前提,也是最终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摒弃“原告就被告”原则,赋予行政相对人以“选择法院权”和“异地管辖”两种手段来阻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利影响是实现行政诉讼公正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     

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

本文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为着眼点,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特点和问题,指出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在检察官承担证明责任的前提下,法官所承担的证据上的责任具有补充性、核实性以及加强性的特点。同时,还注意到,法官完全被动,只判定而不主动调查的制度安排不符合追求实体真实这一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与精神。而过分地赋予法官查证责任则将损害审判的中立、独立,损害司法公正,也不符合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     

司法审查的能与不能:从"麦迪逊式困境"的重新解读及其解决说起

美国制宪者关于"麦迪逊式困境"所涉及的两个不同原则(即多数统治与少数权利)之间相互抵牾的态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既不相信多数,又不信任少数",而应当被解读为"既依靠多数,又怀疑多数"。此即"麦迪逊式困境"的重新解读,其思想意识根源就在于洛克式自然法理论遭遇了美国制宪者立宪的现实主义观。这种困境的解决,最终是由民主过程与司法过程共同予以完成的,仅凭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无法消解多数与少数之颉颃态势。     

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要“加温”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八类因本人或其抚养人遭受不法侵害等陷入困境的禾成年人将获国家司法救助,救助金额一般以案件管辖地所在省份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     

反馈

《新征程是走出来的》：仰望星空。俯首前行。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本刊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支持最高法公正司法,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美国专利权滥用法律规制趋势及借鉴

专利权滥用制度来源并发展于美国的判例法之中,是专利侵权诉讼中特别重要的抗辩事由之一。在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方面,美国经历了专利法与反垄断法相互独立、探索互补、灵活并用三个阶段。我国也深受专利权滥用的危害,有必要在制度建设方面,建构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建设理念;在政府服务方面,重视政府机关在应对专利权滥用反垄断纠纷中的职责;在企业意识方面,把握专利权滥用反垄断规制中的主动权。     

以司法和谐助推社会和谐

司法作为解决矛盾冲突的一种手段,对抗性、对立性仿佛是其天然属性。但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司法不仅表现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取向,反映了传统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两千多年前,     

区域刑事司法协助中警务合作的模式与路径

区域刑事司法协助是同一国家内不同法域的刑事司法机关,为共同打击刑事犯罪而进行的协作或相互提供的便利。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使得不同法律体制的地区间的刑事司法协助被日益重视和研究,而三地间警务工作的配合与协调是区域刑事司法协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区域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警务合作,应该在总结现存机制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司法协助的经验与做法,探讨合适的模式,从宏观层面确立警务合作的原则与协调机构,从微观层面探讨警务合作的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通过日益密切的警务合作,促进三地法律制度的衔接和刑事司法合作的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