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程序的实践价值(下)

第二。法律程序预设了国家权力干预主体行为的范围。法律程序既是为每一个在法律管辖之下的主体而设的。更是为保障法律运行和落实的公共权力主体而设的。甚至对权力主体而言,法律程序更为重要,所以,在任何现代国家,对国家公权力,诸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程序规制尤为强调。为什么会如此呢?     

执法权若干理论问题探究--兼对当前广义执法概念的质疑

执法权是任何国家最基本、最具活力的一项权力,它在国家权力配置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执法权科学配置与否直接与国家的兴衰、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息息相关.在我国,关于执法权的法律特性、执法权的产生与发展演变、执法权的不同设置模式等重要理论问题急需从法理学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以便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执法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对接与对话:司法回应和谐的结构性转换 中国语境下司法模式的理性重构

一定意义上讲,司法模式是司法权建构与运行相对稳定结构的简化称谓。司法模式运行成效的好坏是对司法权是否理性配置的实践性检验。毋庸置疑,中国现行的司法模式存在一定问题:在实务层面,输出的司法正义遭到社会质疑,而在理论层面,本土主义派学者认为     

论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下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衡

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形式和权力在民的集中体现,行政权和司法权同属于人民公权的执行权,司法权侧重执行权中的判断,行政权侧重执行权中的管理。长期以来,人民公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关系不能严格依法行使,导致人民公权弱化,司法权过度依附行政权的局面。因此,应该进一步理顺宪政规定的权力间相互关系。     

司法权视野中的行政合同——以“行政优益权”为基础的分析

行政合同作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权力与合意的产物,实际体现为一种受行政权监督的契约关系,承载着双方的利益诉求。对行政合同的过程性分析可得出行政优益权浮现的径路,司法权对其进行调控的标准和限度可达致对行政合同的合法性审查。在传统的公益优先理论面临契约伦理的挑战时,司法权理应在司法最终性与行政自主性各自分工的理念下协调并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利益的平衡。由于行政合同制度的理论设计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需求,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促进合作行政的发展,重新培育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信赖关系和利益关系,不失为实现良性的行政目标的又一路径。     

论司法的社会性与国家性——司法的事实与规范语境

司法一语与司法权不同。司法属于事实领域,司法权则属于规范领域。司法作为事实,既可以是纯粹事实,也可以是法律事实。作为纯粹事实的司法存在于社会司法之中,而作为法律事实的司法存在于国家司法之中。国家司法与社会司法在逻辑层面的差异在于,前者包含着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后者则没有。从历史维度考察,国家司法孕育并诞生于社会司法的土壤中,并且,在国家司法于社会司法之间总是呈现出某种不可避免的张力。国家司法的出现意味着国家司法权的成型,两者互为因果。     

司法公正与司法权的国家本位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本质要求,是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司法权的国家本位是一种国家完全主导司法活动的"司法状态".司法权的国家本位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是深重的.它使"无讼是求"成为主流的司法文化,也使得司法活动不重程序,司法活动和司法制度过分强调国家和社会"秩序".要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必须适当调整司法权的国家独占,让社会和公民在司法活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司法能动与纠纷解决

司法的被动性曾几何时为司法理论界大加赞赏、推崇倍至。但是,这种片面强调司法权的被动性并将其推向极端显然是矫枉过正。在我国司法国情条件下,片面强调案件在法律上的处理结果,机械套用法律条文,使法律脱离社会和民众的期待,这必然导致裁判结果虽然在法律上说得过去,但老百姓却不理解、不认同、不接     

尊重司法规律 解决深层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就法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两会"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再次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