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平等权的司法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增加，其司法权的平等保护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措施，以司法保护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实质上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平等权的保护。笔者通过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平等权保护的现状和成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策思考。     

解读"司法能力建设"

提高司法能力对推进司法改革至关重要.本文结合"提高执政能力"等大的政治背景,分析了提高司法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阐述了人民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剖析了司法能力不足的制度原因,指出了加强人民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若干具体途径.     

论侦查权属性的三维视角

从政治学、法学和认识论三维视角对侦查权属性进行解读,可以深入认识侦查权的属性。从政治学角度看,侦查权本质上属于行政权,这一属性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法学角度看,侦查权属于程序性权力,这一属性为侦查程序设置提供了法理依据。从认识论角度看,侦查权的运行是一个归纳一演绎的事实建构过程,这一属性为侦查方法的建构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也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

目前,理论界对检察权性质的争论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简单的法律监督权说。这些学说以检察权具有的某些属性来断定检察权的性质,或者简单地将检察权或其本质等同于法律监督权而忽视检察权所拥有的其他属性,缺乏法理支持和科学论证。只有将检察权的性质界定为兼具行政和司法属性的法律监督权,才能符合我国的政权体制和国情,契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完善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制。     

中国证监会的准司法权:保留、废除抑或扩张——以学理分析为中心

证券规制机构的准司法权对证券规制的绩效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中国证监会准司法权的研究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中国证监会的冻结、查封权属于准司法权的范畴。此准司法权不但应被予以保留,更应被进一步扩张,即未来立法中应该赋予证监会对证券违法行为予以起诉和裁决的权力。     

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坚持党领导司法的辩证关系——以刑事错案预防为视角

不时曝出的刑事错案让人们不得不思考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下如何有效预防错案的问题。预防错案必须针对错案原因入手,而刑事错案原因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错案预防对策的多元性和系统性。有些刑事错案的原因中包括地方党委（通常是通过政法委,下同）不恰当的案件协调因素在内,因为这种协调有时候客观上消解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功能,使本来可以避免或及时纠正的刑事错案未能避免或者未能及时纠正。刑事司法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而刑事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也是应当坚持的宪法原则。于是,在预防刑事错案这个问题上,究竟如何处理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坚持地方党委对刑事司法工作领导的关系,成为令人纠结的难题。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一关系,刑事错案的预防效果必将受到制约。     

社会管理创新与司法改革回应

为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党和国家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任务。司法作为社会管理的方式之一,也必将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诸多方面体现出对新形势的回应,司法权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从能动司法、司法权社会化、联动司法等方面进行司法改革。     

司法权运行制约机制的完善

作为权力的一种,司法权的运行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进行制约,才能使司法权这一公权力不被滥用。而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司法权定性不明晰,对于监督和制约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未进行区分,一直重监督轻制约。文章拟从探讨司法权的概念出发,同时对监督和制约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新刑诉法的规定,对我国司法权运行制约机制的完善提出个人见解。     

刑事诉权体系的立法设定与实践表达

纵观新中国两部刑事诉讼法典及修正案,刑事诉权已由理论探索逐步转为现实。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赋予传统申诉、控告模式新的内涵,而且增加了新的诉权模式,在立法顶层设计上形成了初步的刑事诉权体系。法治背景下的诉权时代有两个基本要求:诉权行为的正当性与有效性;诉权对司法权制约的合理性。反观我国实践,诉权法治时代的到来尚有现实阻碍:刑事诉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诉权的表达途径与有效性不能得到司法机关的充分保障,诉权与司法权之间存在不信任甚至产生紧张关系。实务部门需要探索诉权与司法权在当代中国的衡平机制,以期完善人权保障机制的同时,提升司法公信力与吸纳不满的能力。     

民国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税权关系的嬗变

民国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的税权关系，以1940年为界,可划分为前期地方独立自主和后期中央集中统并两个阶段。在由前期向后期转变过程中，税权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税收立法权由地方自主自决向中央统立统定转变；税收执法权由地方独立征管向国地税分设管理转换；税收司法权由与执法交织向司法部门转移；税收收入归属权由自收自支向按级次分别入库转调。民国时期云南税权关系的变化，建立在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实力派政治、军事力量消长变化的基础之上，是云南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政府进行博弈与相互妥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