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规则的本质与界限以成员合同与商事组织的关系为重点

在商事组织中，成员合同与组织规则不应截然区分。成员协议，尤其是全体成员一致达成的协议，可视为对章程的补充与修改，或是成员就有关事项作出的特别决议，其组织规则的效力应予承认。组织规则的本质在于为主体资格的确认提供制度框架，为组织的决策与管理提供协商机制，为组织财产的独立进而为与组织相关的第三人提供保障。组织规则的界限源于组织人格的拟制性与组织内部决策与管理机制的不完全性，后者是成员合同应予尊重、派生诉讼应予允许的深层依据。     

年过花甲碰瓷儿骗财 合伙作案身陷囹圄

被告人孙万祥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在2001年2月至2009年9月间,先后在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等多处路口,采用在人行横道内利用自行车故意碰撞机动车后假意摔倒等方式,骗取138名被害人123613元。2009年10月至2010年1月间,     

设骗局诱人参赌的行为分析

[案情]李某伙同朱某、赖某以看风水为由将被害人宋某诱到一餐馆内吃饭。席间赖某故意提到"刮瓜子"赌博输钱之事,李某当面表演给被害人宋某看,制造庄家稳赢的假象,并通知事先串通好的叶某前来赌博,由叶某故意输钱给做庄的李某。几局之后,叶某称要赌大的,朱某、赖某引诱宋某一起做庄参与"刮瓜子"赌博。赌博之中,犯罪嫌疑人合伙使诈,赢取宋某6万元,赃款平分。此后,李某等以同样的方式,又先后分五次诱使被害人杨某、刘某、邱某、梁某和钟某参与"刮瓜子"赌博,并合伙使诈,共同骗取被害人30余万元,赃款由几名犯罪嫌疑人平分。     

国有公共企业制定专门法的必要性与制度设计——从适用《公司法》到制定《国有公共企业法》

国有公共企业是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一种工具,是为弥补市场对公用产品供给无效的产物,因此国有公共企业属于以完成公共服务为首要目标的特殊法人。国有公共企业不能适用规范市场主体、贯彻自治原则的《公司法》等民商事立法。我国有必要由全国人大制定国有公共企业法的专门法、基本法,规定国有公共企业的成立解散、组织运行、信息披露、监管等制度。     

论我国个人独资企业的资本制度

今年 1月 1日 ,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开始施行。在此前后 ,社会上流行着“一元钱当老板”的说法 ,媒体上也在广泛报道 ,意在宣传该法对个人投资事业的支持与鼓励。本文试从企业资本制度的本质与作用的角度 ,结合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具体规定 ,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与评论。     

税收政策调整滞后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在既定的经济制度下，经济结构调整效率取决于人、财、物、信息的流向和流速，即资源配置的效率。通过几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股份制、公司制为基本形式，以优势企业集团为支柱，以企业兼并联合和产权转让为重组手段，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合伙经营等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企业改革发展格局。面对经济、税源结构的变化，我国的税收政策、     

律师参与律师事务所收益分配中的法律问题

律师参与律师事务所收益分配的法律问题，即合法地所有某项财物，合法地取得财物的所有权问题。笔者认为，法律更多地研究的是主体即自然人、法人、国家、社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律师参与律师事务所收益分配，律师个人、律师事务所、国家等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律师取得收益分配之所有权如何才受法律保护，笔者拟从权利、义务、所有权、新《刑法》的角度，对此问题作些肤浅的探讨，以请教于同仁。一、现行三种不同性质的律师事务所财产所有权归属分析。按照现行《律师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存在的律师事务所有三种类…     

试论劳务出资在知识经济中的前景

尽管中国离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也是一个现实的课题。劳务出资，作为合伙企业中一种新型的出资方式，虽然产生在近代工业经济时代，却带有强烈的知识经济色彩。因此，对我国劳务出资和知识经济相互关系的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知识经济有许多特征，其中有三个是比较被广泛地接受的，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与经济决策的知识化、企业资产投入的无形化、新的价值取向和企业组合，本文拟从这三大特征入手分别阐述劳务出资在知识经济中的前景。     

论隐名合伙制度的本土化“洗礼”

隐名合伙制度在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发展,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保护我国贸易安全,解决国内纷杂的合伙纠纷,我们建立隐名合伙制度的趋势已势不可挡.本文从法理和事实两方面探讨了在建立隐名合伙制度的过程中主义法律移植的本土化“洗礼”的重要意义,认为我国未来在建立隐名合伙制度的立法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本国的特殊情况,对西方的隐名合伙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使其为我所用,发挥其最大效用.     

已给了钱还要再被恢复执行吗

被执行人刘某、关某原是合伙关系，对申请人司某负有10万元的连带给付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申请人司某与两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约定：司某放弃两万元债权，剩余8万元由刘某付4万元，关某付4万元，并定于协议达成后七日内付清，其他问题互不追究。刘某于协议订立后的次日就给付司某4万元，并就此与司某约定：无论关某是否给付司某另4万元，司某均不再向刘莱主张任何权利。后因关某未按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司某要求对刘某恢复执行。请问，司某的主张能否获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