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跨境游客权益保护国际合作路径分析

跨境旅游是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经济增长点。跨境游客作为核心要素,其权益保障是跨境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语言障碍、停留时间有限等因素,跨境游客权益保护存在诸多行政与司法困境。"一带一路"国家间应开展跨境游客保护国际协同与合作。从建立跨境旅游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多语种跨境旅游联合投诉、构建跨境旅游纠纷联合调解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跨境旅游纠纷在线解决、开展紧急情况联合救援合作保障跨境游客人身安全等具体路径,全方位构建一套完整的跨境游客权益保护合作机制,作为"一带一路"跨境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法治保障。     

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近些年,国内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校企合作这种新型方式进行了广泛且合理的运用。针对目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的合作模式停留在初浅层次、实习学生知识技能水平和价值取向离企业要求差距大、有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短缺、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不健全等问题。文章提出校企合作三方角色定位要准确、专业课程设置要满足企业需求、要创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校企双方共同构建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等有效措施。     

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不仅对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也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能力的分化,塑造着各国的未来。     

任务驱动模式下的电子数据取证能力体系建设研究

传统刑事犯罪形式呈现明显的网络化,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也逐渐附带网络属性,越来越多的违法犯罪案件涉及电子数据证据和线索,电子数据取证技术也已成为案件侦办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技能。任务驱动模式下的电子数据能力体系是结合案件性质、侦查环节,细化每一环节需要的知识技能、法律法规及职业素养,民警必须根据自己日常工作特点和业务需求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学习,以达到快速提升全警电子数据取证能力的目的。     

疫情防控阻击战 彰显强大社会动员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的危机和考验,我们党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宗旨观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八方资源紧急支援,聚合各方力量联防联控,相关部门人员全力以赴,充分发挥危机状态下我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新时代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探论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党的治理水平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和实践形态,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和现实课题。新时代,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形势、从整体上推进发展、改革创新发展思路、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治手段、统筹发展和安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快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由点状积累向系统质化提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能力保障。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新时代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问题研究--基于安徽省的调查与思考

政治能力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第一位的能力。当前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建设中还存在着政治敏锐性不高、政治定力不足、政治担当不够、政治执行力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因此,新时代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必须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出发,从党员干部个人和党组织主客观两个方面切入,既靠党员干部自身努力内外兼修提升政治能力,也要靠组织培养,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研究

粤港澳三地在环境治理合作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建设的背景下,三地不断达成新的环境治理合作协议,并组建了联合会议、联络办公室和专项小组。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协议执行主体和执行标准不统一、协议执行力弱、执行手段和执行能力差异大、执法合作限于局部性和间断性。在当前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应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行政执法标准和细则、成立环境执法协调委员会、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措施,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