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的司法实务研究

对于合同诈骗罪主观犯意的认定,以及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合同纠纷、普通诈骗、特殊诈骗的相互交织混杂,一直以来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主要问题。合同诈骗与其它相关社会现象一样,它的行为手段和特点具有多样性,行为要素、作案规律和构成要件又有它的内在规定性。解决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处断上的困惑,需要解构明晰合同诈骗与其它相关行为的差异,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的本质特征,仔细考察多个方面的具体情形和证据状况,在此基础上综合各种因素加以研判和处断。     

“套保”院长的双面人生

2014年2月25日上午9时，备受关注的海南省安宁医院及其原院长符永健涉嫌合同诈骗案、符永健涉嫌受贿案，作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论合同诈骗罪逮捕标准难题的困境与出路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日趋频繁,经济类犯罪案件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对经济类案件的审查逮捕工作已经成为考验侦监干警的一道新题。尽管在刑法中对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审查逮捕实务工作中,对于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公安工作视野下的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

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是两种很相似但又有着本质区别的合同行为。在公安执法实践中。这两者往往容易被混淆，导致公安机关往往越俎代庖，更有甚者借口合同诈骗而插手经济纠纷。要从理论上对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加以厘清，从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的特点入手，着重就两者的主观目的上做出区别，从而指导公安实践．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骗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由于公路使用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民事合同关系,因此,骗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行为具有合同诈骗的性质,情节严重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车辆超载是行政违法行为,应由政府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公路经营者对车辆超载部分计重收费具有惩罚性质,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不应当将车辆超载部分计重收费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而应当将不超载情况下的车辆通行费用作为定罪数额。对多次偷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行为的犯罪数额可参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累计计算。在认定共同犯罪时,应考虑行为人的主体身份、所利用的职务便利以及偷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财产性质等因素。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骗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行为属于牵连犯,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罚。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辨析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是一个难点。主要原因在于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之间的界限模糊,难以掌握。一些合同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又恰恰与合同纠纷特征相似或相同,这就为行为人借口合同纠纷而逃避法律制裁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使司法机关在此类案件的处理上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准确认定二者之间的区别,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是修订后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犯罪罪名 ,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现行刑法虽然为惩治合同诈骗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如何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 ,是很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一起普通刑案为何三年未开庭？

在黑龙江伊春,一起简单的涉嫌合同诈骗案,在公安机关侦结移交后,检察机关经讨论认定其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不料,却因省检察院的一纸“沟通意见”,案件就此搁浅。此后,此案在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来回“踢皮球”,一拖就是三年。     

搜案

北京法院审理一起10亿元合同诈骗案3月1日,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一起涉案金额10亿余元的挪用资金、合同诈骗一案。今年49岁的刘付臣曾是北京福尼特工贸集团等10余家单位的实际负责人。公诉机关指控,刘先后挪用资金10亿余元,合同诈骗1.65亿余元。1997年4月,因不能按时归还北京证券公司小西天营业部代销的国债销售款1.98亿余元,刘与营业部经理     

金融海啸下涉众型合同诈骗犯罪的侦防对策

在国际性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我国部分地区的出口企业面临巨大压力,伴随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和倒闭,涉众型合同诈骗犯罪案件日益增多,并可能在一定区域短时间内有集中连锁爆发的危险,这将严重破坏经济秩序并威胁社会稳定,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在办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公安经侦部门面临困境,因此,从经侦工作的视角,探索应对涉众型合同诈骗犯罪对策,寻求通过合理配置警力和协作机制、动员社会力量等有效途径遏制和防范这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