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立法构想

“宪法监督是由宪法授权或宪法惯例认可的机关,以一定方式进行合宪审查,取缔违宪事件,追究违宪责任,从而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宪法制度。”1宪法监督是宪法适用的一种形式,又是宪法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监督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专门监督机构、宪法监督程序和对违宪的制裁措施。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来考察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一　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及存在的问题(一)我国现行宪法的监督制度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总结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了新时期的宪法监督制度。具体地讲,有以下方面内…     

授权改革试点立法条件成熟的学理诠释

授权改革试点是新时代我国推进改革创新的法治化路径，明晰其立法条件成熟标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当前的法律规范和理论共识中无法找到涵盖相应标准的可行方案，过往试点经验也只是零打碎敲、未成体系，由此导致制度实践中改革效率受限、新法权威性不足等问题。从授权改革试点的规范设计、本质属性和过往实践来看，其立法条件成熟的标准应体现为一种合目的性判断逻辑。该判断在价值目的上，考察试点对改革发展方向和授权预设目标的落实；在规范性目的上，分析试点设计是否明确、具体、可执行，与法律体系是否融贯；在事实目的上，判断试点手段对客观规律和比例原则的遵循；并按照“价值目的—规范性目的—事实目的”之顺序在实践中具体展开。     

生命权：藉论证而型塑

生命权被认为是一项不证自明的基于人之本性的天赋权利,此固有助于提升生命权的神圣性,但对尘世纠纷的解决往往并无助益。事实毋宁是生命权的内容与范围并非先验的、本质的存在,而是在制度性的论证管道中被逐渐塑造的。生命权的主体藉论证而扩张、生命权的内容藉论证而变化、生命权的保护藉论证由以纯生物生命为核心的绝对化模式走向"以生物生命为主、精神生命为辅"的双轨模式等足以表明此论不虚。总之,生命权通过论证而被型塑。     

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强度之检讨

我国法院在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强度方面存在差异，具体体现为“是否存在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实质履行了法定职责”这三个审判基准上的不一致。这反映出我国理论上存在秩序性审查模式与合目的性审查模式两种理想类型。从国外的司法实践中看，英、美、法、德四国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都具有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制度装置。鉴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合目的性审查模式引入制度的条件，下一步在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完善上应立足于司法审查标准的细化、区分合理性与专业性审查、完善不同层次的义务来源体系、考量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程度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借鉴。     

多元与竞合：气候治理中的大国领导模式变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气候领导力竞争格局也更加错综复杂。美国、欧盟已经在新一轮的气候博弈中取得一定先发优势，采取了一系列气候新政，以巩固或扩大自身的气候领导力。中国的气候领导力建设路径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相比，既存在同质化倾向，也呈现出一定差异，双方演化成竞合并存的逻辑关系。当下全球气候治理仍有很多尚未解决的关键议题，这为中国塑造气候领导力留存了一定空间。一方面，中国国际力量的跃升需要匹配适格的气候领导力身份；另一方面，在当前气候领导多元竞争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在国际气候领导力方面的突破与形塑，需选择理念型、制度型和方向型等统筹兼顾的路径。     

青年婚育观念转变及婚育友好文化塑造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婚育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历经农耕文明塑造、新文化运动孕育、社会主义文化改造、计划生育重塑、个体主义婚育分离五个阶段。表明青年人婚育观念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其适应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制度和文化上进行建构的，具有可形塑性。因此，面对低生育率的困局、传统与现代的婚育观念杂糅共存、个体化和个人主义逐步凸显的局面，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发，在未来的一段关键时期，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婚姻及生育制度完善、生育文化宣传及教育、价值引领等方面着手形塑新型婚育观念，进而形成婚姻和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文化氛围。未来我国青年人婚育观念的重新形塑有两个大方向：一方面要弘扬婚姻和生育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要以“新型婚育文化”呼唤婚育责任伦理来引领青年的相关行为。     

“筑室先治基”：基层治理变革过程视角下乡村营商环境的形塑机制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需要对接外部资本并使其有序发挥作用。本研究借鉴组织变革理论，基于一个营商环境形塑的典型村庄Z村的考察，构建“破冰-变革-稳固”治理过程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在推动基层治理变革过程中形塑营商环境的过程及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振兴资源向村庄聚合的有利外部环境下，村庄可以通过三个机制实现营商环境优化：可信机制形塑营商制度环境，专业化机制塑造营商服务环境，可见性机制培育营商人文环境。研究还发现，通过创建村民内生性组织，可以创造性地提升村民组织化程度；以“阶梯式”多重组织信任交叠，可以持续降低资本入乡交易成本。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社会力量嵌入基层治理变革，并推动乡村营商环境形塑的逻辑与规律。     

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有关“德法合治”论的补充性说明

当代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形容为“儒法国家”,即以儒家意识形态正当化法家化的国家体制。这种“德法合治”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实现了长治久安。然而，这种纯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解释却从侧面呼应了“中国古代专制论”,进而使得从传统中发掘出“依宪治国”资源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在“德法合治”之外，儒家德治理念有其自主性，这一理念经由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清流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其内容大致包括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以及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文化与心态虽未能固化为制度性传统，但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作用，而这正可作为当代“依宪治国”事业的传统资源。     

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与形塑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家形象形塑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是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而影响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国家自身因素、国际交往因素、传媒因素等。目前,中国在国家形象形塑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迫切需要通过对外传播,准确、客观、真实地塑造中国立体、全面、可信、可敬、有感召力和亲和力的国家形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