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诱惑侦查”的刍议

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诱惑侦查"制度,其概念来源于西方的司法理论。本文从两个具体的案例分析起,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     

日本自来水价格的历史变迁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自来水行业既具有公用事业的性质,还具有一般企业的性质。一方面,作为公用事业, 它必须为社会提供最大福利,这突出表现在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为获得最大利润而确定 自来水的价格;另一方面,作为一般企业,它至少要维持收支平衡,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这 表现在它不能无限度地压低水价格。     

“千叶之结”及其症因——关于法律文化概念构建的再思考

在理论法学研究中,法律文化概念虽相当常用,但并无一大致公认的涵义,这也影响到了概念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本文从对千叶正士之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的评析出发,去探求“一个精确明了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律文化概念的难求(千叶之结)原因所在;并通过对哈特构建法律概念的认识论背景的分析,指出法律文化概念的构建应该是开放结构和复数意义上的,法史学、法人类学、法社会学等不同法学分支学科的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均各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蕴。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文章认为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强调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多个层面具体地揭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及其伦理意义;其次,深入地透析执政能力建设所蕴涵的思维品质;最后,强调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执政能力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之目标.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农民闲暇：当代中国农民研究的新视角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如何解读和研究当代的中国农民,田翠琴、齐心撰写的专著《农民闲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开辟了农民研究的新视角,即以闲暇时间和闲暇生活方式变迁为视角解读农民的发展变化。休闲时间是以时间形态存在的重要社会资源,是衡量社会文明与人类进步的重要尺度。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农民的产业结构、耕作方式、劳动空间、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休闲生活正朝着多层次、新领域转变,在这方面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农民闲暇》作为我国首次系统研究中国农民休…     

文莱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分析

作为一个传统的君主制国家,文莱政府在追求社会认同的最大化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也给稳定中的文莱政府带来了某些合法性问题。一根据现代政治学理论,合法性建立在三种基础之上:正式制定法律法规的要求、历来适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以及个人的魅力。这三种合法统治的基础都是“纯粹的类型”,但“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类型的混合,只是侧重的程度不同而已。①合法性来源是多方面的,传统的、法理的、统治者个人的魅力、意识形态,政…     

论法典是国际私法形式价值的最佳载体

本文首先从一般意义上界定了法的形式价值,即法本身所应具有的那些值得肯定或"好"的品质.在此基础上利用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方法,重点论述了国际私法形式价值的内涵及历史变迁,作者认为法典应是最能体现国际私法形式价值的载体.     

政治设计与政治证明--政治合法性证明的两种理论方式

政治设计与政治证明是西方政治哲学对政治合法性证明的两种理论方式.古典政治哲学以政治设计为主,现代政治哲学以政治证明为主.政治设计表达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是对政治合法性的间接性证明;政治证明表达对政治理念的确认,是对政治合法性的直接证明.政治设计以道德哲学为基础,实质是目的论证明;政治证明以契约论为代表,实质是程序证明.两种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显隐交互运用,把政治证明作为政治哲学的本质凸显为时代特征.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述评及现实思考

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次明晰地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发展。“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向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哈氏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