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明标准是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作了细化,引入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体现出刑事证明标准由客观向主客观相结合的发展动向。中国语境下的"排除合理怀疑"是从主观方面为"证据确实、充分"提供判断依据,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注意:"排除合理怀疑"不应孤立适用,而是与其他条件紧密联系形成统一整体;严格适用刑事证明标准,不得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降低要求;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摒弃"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难以决断的案件,应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因素比较研究

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影响青少年犯罪的消极家庭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包括消极的家庭特征、不良的家庭教育、贫困的家庭经济、不当的授乳时期、家庭不和睦、家庭结构不完整等,并提出了一些克服这些因素的建议.     

论犯罪构成体系中定量因素之定位

在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难以在犯罪构成中合理定位。基于体系下的问题思考方式,坚持在现行犯罪构成体系内安置定量因素。提倡将犯罪构成分层为形式的犯罪构成和实质的犯罪构成,定量因素以及正当化事由等均可纳入实质的犯罪构成中,行为的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形式评价和实质评价将在一定程度上分离,有助于解决犯罪构成相关的理论难题。     

围绕三个“最大限度”创新社会管理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现阶段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好这三个“最大限度”。     

多方期盼楼市合理调整

2011年头两个月，加息步步紧逼，房产税“敲山震虎”，在“最严调控”升级的压力下，楼市步人降温通道：1月成交显著萎缩，春节楼市跌人“冰点”。新一轮调控高压下。多方期盼楼市会出现“合理调整”。     

司法诚信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刑事诉讼为视角的讨论

司法诚信问题近年来广为我国社会公众关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诚信是司法诚信的重要内容。分析司法诚信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帮助人们对司法诚信现状和原因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司法主体、法律制度、体制与文化是影响司法诚信实现的四大关键因素,只有努力破解这些因素的制约,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诚信建设才不至于偏离正确的方向。     

概念谱系、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治理探赜

从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社会协商对话"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入开展"社会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协商,其概念谱系与核心要义渐趋明晰,在实践中也逐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治理模式。但是我国的社会协商治理突出地面临着价值认同约束、主体边界约束与制度供给约束等多重困境,应从涵养认同基础、重构主体边界、完善制度体系等多维路径入手,全面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治理新格局。     

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再思考——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北极事务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也日渐深入。根据参与环境的变化和参与范围的拓展,本文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蛰伏期、准备期、初步参与期和全面参与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国的北极政策实践都受到了一定时空条件的影响,具体可从参与意愿、参与能力等内部因素和参与需求、参与渠道等外部因素进...     

邓小平处理周边争端问题的战略性思维:构想与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根基于和平、立足于大局、着眼于互利,提出了处理中国周边争端问题战略性思维的战略构想,其中"主权属我"是根本前提,"和平协商,合理解决"是第一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第二原则。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所面临的领土领海争端,在多年来的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效,也积累了众多的经验。中国在解决与周边国家间领土领海争端中,和平协商是重要方式,合作共赢是重要理念,"不惹事,不怕事"是重要原则。伴随中国实力的增长,周边有些国家以"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将中国视为发展威胁,使我国的周边关系中出现了个别国家阻挠"和平协商"、排斥中国"共同开发"、扩大和强化非法占有有争议领土控制权等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仍然要坚持以邓小平处理周边争端的战略构想为指导,坚持"主权属我",强化主权行为;推进和平协商,治理合理解决;尽量以"共同开发"推动"搁置争议"的实现。     

中韩国际婚姻中的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后,中国朝鲜族女性的国际婚姻呈现增长趋势。朝鲜族女性国际婚姻的配偶以语言相通、种族同源的韩国男性为主,文化认同在这种国际婚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国的朝鲜族文化与韩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也使这些外嫁韩国的女性在异域的生活遭遇诸多挫折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