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友好是中日关系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日两国各界纷纷在不同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为此还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日本浮世绘艺术珍品展”。但最高潮莫过于9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纪念会，中日双方各界人士数百人与会。29日，两国总理互致贺电，温总理在贺电中说：     

推进党内民主夯实群众基础——上海市青浦区试行村党组织“两票制”和“公推直选”选举的探索与思考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近年来上海市青浦区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过程中，坚持以推进基层党内民主为基础，以强化党员主体地位为目标，以扩大选举的民主程度为突破口，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在上一届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时，为改革和创新选举方式。区委组织部按照市委组织部和区委的要求，在全面推行“两推一选”的基础上，重点选择3个村进行了“两票制”选举试点；     

着力开创“两新”党建工作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在中共江苏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无锡各级党组织始终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基础的战略高度,主动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统筹城乡基层党的建设,系统推进全市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两新”）党建工作,为无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论翻译标准中"信"的基础地位

翻译即不同语言之间或同种语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间在使用实践过程中意义的相互转换。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进行翻译实践时，应严格遵循翻译标准，尤其是“信”的标准。这样做不仅对理论研究，而且对实践应用都有其重要意义。不但可使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思考能力，在主观上更好地融入作品，而且可以促进文化交流走上健康之道，还能让翻译的真正意义得到体现，使翻译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     

寻找刑事司法政策的坐标点——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决定反决定关系

宽与严，犹如坐标系中的X轴和Y轴，两者取什么值，刑事司法实践才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坐标点，这是对政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司法工作者智慧和能力的挑战。众所周知，处理“刑事”所依据的主要是法律，尤其是在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越来越趋向于有法可依的今天，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法律与政策的决定与反决定关系，才能保障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宽严有度、宽严相济，符合法治精神。在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合法性是前提，离开合法性就无合理性可言，合理性比合法性具有社会心理认同感，因此更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对法律具有冲撞性；合理性的本质内涵是以理服人，相对于依法服人，境界更高，因此它对法律具有挑战性。这种冲撞性和挑战性即使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呈现出“决定作用”的态势，那也不能跨越合法性的底限，只能通过立法程序促使合理性的诉求上升为合法性的内容，在合法性的与时俱进过程中实现合理性的价值取向。     

立足县域发展抓好中心组学习

近年来，宁阳县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作为加快经济文化强县建设的基础工程，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不断创新学习方式，深化理论思考，推进实践创新，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型党组织创建与县域跨越发展相促进的新路子。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先在基础及其汲取因素

民主政治是不可逆转的潮流.面对民主大势,既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也不能无视当代民主化的基本走向,应该着力构建立足于中国实际的人类政治视野,积极探索民主政治的当代中国路径.民主政治需要文化依托,脱离文化的政治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以儒家传统为先在基础,汲取幽暗意识的因素,积极促进两者的融合.     

案例教学法在《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的运用

案例教学法是当前广泛运用，比较理想的符合大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需求的教学模式，它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实践中的灵活运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案例教学法应遵循以下原则：时间性与方法性统一；真实性和可塑性统一；典型性和启发性统一。     

推进制播分离改革 打造广电媒体竞争力

制播分离，是指除涉及新闻时政类节目不纳入制播分离外，将其他专业频道的节目制作和播出分开运营。这是近年来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省广电总台）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广电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省广电总台在新体制基础上，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宣部2008年《宣传信息清样》第五期刊发文章，专门介绍了省广电总台制播分离的改革模式。     

辩证法视域中的科学技术:合理性、限度与社会责任——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与追问

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使其成为现代哲学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对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限度以及社会责任尤其需要深入探讨。现代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在于对事物之关联的界定,其限度也正在于此。现代科学体系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同构,使其遗忘了对人类精神的肯定,演变成了一种物化的力量。认识到科学创制的模式及其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