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依据公安部通知选编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具有分级选编、逐级下发的地域性,不公开发布的内部性,发布数量的固定性,效力的非强制性,发布周期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其注重对案例定性的指导,以取证指引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多个相似案件组成并列举不同观点分析。当前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无法解决裁量权带来的执法问题,选编案例滞后、选编种类模糊,可能异变为一种行政任务而无实际效力,基层民警也缺少学习的精力和时间。欲摆脱此发展困境,应取消选编案例的硬性指标规定,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扩展选编主体、区分下发主体,赋予指导性案例公开性,及时更新案例,汇总反馈应用情况,组织民警学习使用。     

基于大数据的侦查模式变革

目前,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丰富"了犯罪手段和犯罪类型,传统侦查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的犯罪形势,急需侦查模式的变革。以云计算为依托的侦查模式是主动性的、预测性的和全景性的,借助大数据新技术来预测犯罪和查清案件真相,有利于侦查机关对案发前和案发后展开侦查。大数据环境下的侦查模式变革是当前犯罪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必然要求。侦查模式的变革需要侦查机关改变侦查重心、转变侦查观念,按照犯罪信息的预测、收集、分析和验证的侦查运行机制,将传统侦查模式与大数据背景下的侦查模式有机融合。这对有效提高侦查效率、拓宽侦查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犯罪嫌疑人身份确认与撤销机制研究

犯罪嫌疑人身份确认与撤销机制的构建有助于为侦查行为的采取确定时间坐标,明确诉讼权利行使的时间节点,明确诉讼期间起算的时间基准,帮助侦查对象恢复正常生活,督促侦查机关提高侦查效率。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犯罪嫌疑人确认虚置与撤销迟滞,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确认与撤销实体标准,另一方面要完善确认与撤销的程序设置及责任追究。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视野下再论侦查讯问——以陈灼昊案件为例

"审判中心主义"是对传统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深刻变革,其强调法庭庭审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2015年10月3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灼昊一案的审理过程及判决结果清晰的诠释了"审判中心主义"带来的变化,法庭对证据的审查采信不再严重依赖侦查机关,控辩双方的质证更为充分与激烈,警察出庭取代以往的书面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口供被严格排除,疑罪从无原则得到真实履行。以侦查讯问而论,若要使得口供在庭审中获得采信、不被排除,就要求侦查讯问必须合法与规范,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具备程序意识与法治观念。     

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迅猛增长,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专业性、智能性、隐蔽性强等特点,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困难。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存在的问题:沿用传统的侦查渠道,忽略对信息流的追踪;案件线索收集难;侦查协作难;以及非法取证等问题。对此,必须综合应用现代网络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广辟侦查取证途径:即以手机通信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银行账户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搜索引擎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视频监控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     

试论微商犯罪侦查与防控

由于微商犯罪具有复杂性、缺乏监管性、智能化、隐蔽性、扩散性等特点,对此类犯罪应重视犯罪信息研判、建立完善资金查控平台、建立动态微商监控体系、适时采用各种有效侦查手段、提高侦查人员互联网查控技术水平、重点突破薄弱环节,进而采取建立微商实名登记制度和加强诚信建设、加强电子商务等相关法律知识普及、加强微商相关监督管理、完善电子商务立法、增强防范意识、借助多媒体平台开展宣传教育等防范对策。     

我国侦查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以“一长四必”新机制之实施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下,我国侦查模式也经历着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位"转型的关键时刻。2014年公安部为进一步推动侦查模式之转型,出台了"一长四必"现场勘验新机制,并迅速在全国侦查机关中予以实施。从该机制之内容与推行方式可见我国侦查模式改革依然延续着以往运动式改革之路径。以广州市两基层公安机关在2012年至2015年现场勘验情况为样本,考察现场勘验新机制的实施效果并进而分析现有改革路径的正确性。调查结果显示:"一长四必"现场勘验新机制虽然短期效果显著却不利于"物证本位"侦查模式的构建和发展,有必要在保留其优势的同时做出调整,改变对短期效应的过分追求,重视侦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赋予侦查人员凭借专业知识做出判断的权力,同时完善侦查取证的配套法律法规,为侦查活动提供规范与指引。     

美国法律和法院对警察讯问精神折磨的规制

如何有效禁止侦查讯问中精神折磨的使用,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在美国,讯问中警察使用精神折磨的现象也是现实存在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缘于侦查讯问本身的秘密性、封闭性特征,也与警察不当使用讯问技巧有关。美国立法者和联邦最高法院以供述自愿性为基础,以"明知"与"明智"的要求作为程序性保障,试图规制乃至禁绝精神折磨的讯问方式。这样的法律规制方式,对于我国消灭侦查讯问中的非肉体刑讯现象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