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否定的幸福观”及其实践智慧——以亚当·沙夫的幸福方法论为视角

马克思从幸福的否定的方面不幸(福)出发来探讨幸福,研究普遍不幸的社会根源,在消除不幸这一否定的意义上为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这是一种以现实人的现世幸福为目的的现实主义幸福观。它既克服了幸福本身的理想性和抽象性,又为人们追求幸福确立了明确的行动对象,鼓舞人们以消除普遍不幸为直接目标。在现实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汲取智慧和方法,以克服、消除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明显的不幸和不公为使命,脚踏实地地谋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从而达到为自己也为他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目标。     

现代诉讼的法理性透视

现代社会的诉讼制度设计根据社会冲突的性质可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这三大诉讼在程序设计上有着共通的法理 ,即公正与衡平。文章从程序结构法理以及程序运作法理这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随后 ,本文通过对诉讼中引入“合意机制”的思考 ,对现代诉讼的价值导向进行了反思 ,指出弘扬个体自治的深远意义。     

论要约邀请的内容与合同内容之间的容纳关系——兼论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款的完善

否认要约邀请的内容与合同内容的容纳关系,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维护。要约邀请的内容能否容纳为合同的内容,欧盟、美国等在立法中持肯定态度。要约邀请的内容容纳为合同内容是基于法律正义价值、历史解释规则等四个方面的原因。要约邀请的内容容纳为合同内容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未否定说,即要约邀请的内容未被否定,就自动成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我国《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应加以完善。     

论意识独立性的内在依据与现实意义

意识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回复自身的自身证成思想是意识独立性站稳脚跟的根本依据。意识服务现实是大原则、大方向;意识对于实践具有相对独立性价值是实践与认识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却又是容易被人们遗忘的规律。     

死者的占有与犯罪界限

在杀害他人之后,行为人临时起意取得财物的行为,理论上存在抢劫罪说、盗窃罪说和侵占罪说的争论,盗窃罪说是多数说。但在成立理由上,不同的学者观点分歧较大。第三人在被害人死亡不久之后,取得其财物的,一般认为成立侵占罪,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构成盗窃罪。如何解决与死者占有有关的问题,需要考虑死亡是否与取得财物者的侵害行为有关,需要进行实质判断。在否定死者占有的前提下,有限地承认死者"生前占有"的延续,从而对行为人取得死者财物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对第三人取得死者财物的行为则确定为侵占罪,以区别情况进行处理。     

逆向否定法人人格原则探讨

否定法人人格是我国新公司法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而引入的一项新制度。逆向否定法人人格也是对法人人格的否认,但其在中国并无适用的必要。     

试论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在抗日战争战略战术中的运用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指挥战争的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展现,为人类军事思想史写出了光辉的篇章。尤其是在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运用,令人叫绝,堪称战争艺术的典范。一、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毛泽东认为,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决不是任何天才统帅脱离实际情况的主观想象物,而是由战争双方的特点所规定的,是对战争实际情况的反映。因此,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把战略战术的理论牢固地放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他指出:中日战争双方相矛盾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军事上的战…     

论孙中山梁启超对苏俄模式的否定

孙中山梁启超有关“社会主义”和“苏俄模式”论争中 ,两人的主张、政治风格虽有区别 ,但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见解 ,也由于共同的时代背景或原因 ,又都对“苏俄模式”表现了一种否定。     

沉默之后：谈沉默权在中国确立的障碍

内法学界关于沉默权的研究曾有过两次热潮：一次始于１９９０年初对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期间；第二次便是随着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政府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的签署，部分报刊上就我国是否应该确立沉默权进行了专题讨论。由此而产生的所谓“肯定说”，“否定说”，“折衷说”之争，其场面可谓沸沸扬扬，不亦乐乎。法律需要理性，对于是否应该确立沉默权必须全局观之，理智思之，而后行之。沉默权制度在保障人权方面功不可没，鉴于我国当今刑事司法中刑讯逼供现象之猖獗，似乎有必要给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以抵御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