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大文化思潮东西文明观比较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就产生于该时期,各大文化思潮的东西文明观也成为当时激烈论战的焦点。选取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分别以其代表人物梁漱溟、胡适和李大钊为研究对象,从三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东西方文化观两个方面对三者的东西文明观进行分析与比较,研究当时三大文化思潮的东西文明观以及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看法。     

“失信之地”——试论菲律宾综合土改

阿基诺总统启动的综合土改项目，是菲律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改革，也是同期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改革。综合土改不但覆盖地块规模广泛，而且预计受益人群也非常庞大。然而改革启动以来20多年，菲律宾农民的生活依然贫困。土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分配不公的局面，但是土改的方式是保守的。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思潮在综合土改中注入太多市场化元素，导致土改的重分性质越发微弱。“失信之地”是阿基诺对于前任土改的指责，然而同样适用于综合土改。     

消极自由的基础

没有以个人自主为核心的主体,消极自由将变得无根,更很易被批评者视为是对价值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认同。反思伯林,并思考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发展,多少是有益的。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论争中,伯林(Isaiah Berlin)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影响深远。在这篇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中,伯林提出了两个著名命题。一、将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认为自由主义应该拥抱     

施特劳斯与历史主义

施特劳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他认为历史主义强调价值标准的历史性,反对永恒不变的普世价值的存在,最终摧毁了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哲学根基,继而导致了政治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既是时代的危机,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危机.然而,从其根源上看,历史主义反对的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它并不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在对德国历史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在政治价值观上实现了自然与历史、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自由与容忍

胡适将整个自由主义建基于容忍,同时将容忍建基于怀疑论,我认为是双重削弱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和道德吸引力。实际上,怀疑论不能支撑容忍,容忍本身也不能支撑自由主义。1953年3月,胡适先生在台湾《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叫《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引来毛子水、殷海光等回应,胡适遂在同年《自由中国》10周年纪念会上,进一步阐述其观点。这两篇文章,现已成为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文献。     

当前西方社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及其启示

近年来,恐怖主义、移民问题、极右主义等种种危机征兆在欧美地区以井喷的态势不断涌现。这些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深层危机的外在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壮大的新自由主义正在丧失其曾经所具有的凝聚共识和鼓舞人心的力量,面临来自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挑战和不满。具体而言,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宽容"暴露出难以解决的悖论。普世主义对国家和国家认同的压制,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反对之声。不断蔓延的恐怖袭击背后,则透露出青年一代对新自由主义主流文化的抵触和对抗。深刻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困境,对于我们合理看待自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与不足,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对中国是否有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基础之上,国际秩序的原则理念和决策程序总体上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和精神。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主张建立开放性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非零和性。在这样的秩序中,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都可以成为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更需要一种开放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国际政治秩序中,总的来说,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中国应积极地利用现存国际秩序推动国内的改革与发展,继续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挑战它。     

力量对比与价值取向: 当代美国最高法院中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博弈

"里根革命"是美国当代历史和美国最高法院意识形态力量对比与审判活动发生相应变化的开端。此后,意识形态的博弈深刻影响着最高法院的审判活动。在自由主义式微、国家干预与福利国家政策无法放弃的背景下,社会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博弈成为美国各政治力量争夺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然而,依靠霸权和颠覆性创新能力作用周期摆脱"市场魔咒"、缓和国内矛盾,又是将意识形态博弈限制在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许范围内的必要条件。美国意识形态持续摆向保守主义一端,支配着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不断右转,造成最高法院将意识形态博弈限制在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许范围内的重要功能被严重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