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与历史主义

施特劳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他认为历史主义强调价值标准的历史性,反对永恒不变的普世价值的存在,最终摧毁了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哲学根基,继而导致了政治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既是时代的危机,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危机.然而,从其根源上看,历史主义反对的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它并不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在对德国历史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在政治价值观上实现了自然与历史、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自由与容忍

胡适将整个自由主义建基于容忍,同时将容忍建基于怀疑论,我认为是双重削弱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和道德吸引力。实际上,怀疑论不能支撑容忍,容忍本身也不能支撑自由主义。1953年3月,胡适先生在台湾《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叫《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引来毛子水、殷海光等回应,胡适遂在同年《自由中国》10周年纪念会上,进一步阐述其观点。这两篇文章,现已成为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文献。     

当前西方社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及其启示

近年来,恐怖主义、移民问题、极右主义等种种危机征兆在欧美地区以井喷的态势不断涌现。这些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深层危机的外在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壮大的新自由主义正在丧失其曾经所具有的凝聚共识和鼓舞人心的力量,面临来自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挑战和不满。具体而言,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宽容"暴露出难以解决的悖论。普世主义对国家和国家认同的压制,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反对之声。不断蔓延的恐怖袭击背后,则透露出青年一代对新自由主义主流文化的抵触和对抗。深刻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困境,对于我们合理看待自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与不足,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垄断抑或公开:算法规制的法经济学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垄断在合谋定价、征信评级、量刑软件等方面的应用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救济权。发展人工智能不能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而应通过法律设定人工智能行为规范,确保个人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测。当算法垄断构成对个人基本权利的胁迫和阻碍自由竞争时,法律应介入干涉。应用到公共服务领域的算法不得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法律应鼓励企业在算法开发早期公开源代码,以维护公共利益。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法理述评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法理基础包括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宪法爱国主义等。纵观少数人权利保护理论,尊重和认可少数人群体的文化价值、关照少数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利地位是共同特点。宪法爱国主义强调,在国家的族际关系整合过程中,要强化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推动国家朝着立宪主义方向发展。对我国而言,尊崇宪法地位,以宪法精神凝聚各族群众,以宪法权威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重要发展方向。     

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对中国是否有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基础之上,国际秩序的原则理念和决策程序总体上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和精神。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主张建立开放性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非零和性。在这样的秩序中,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都可以成为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更需要一种开放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国际政治秩序中,总的来说,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中国应积极地利用现存国际秩序推动国内的改革与发展,继续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挑战它。     

力量对比与价值取向: 当代美国最高法院中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博弈

"里根革命"是美国当代历史和美国最高法院意识形态力量对比与审判活动发生相应变化的开端。此后,意识形态的博弈深刻影响着最高法院的审判活动。在自由主义式微、国家干预与福利国家政策无法放弃的背景下,社会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博弈成为美国各政治力量争夺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然而,依靠霸权和颠覆性创新能力作用周期摆脱"市场魔咒"、缓和国内矛盾,又是将意识形态博弈限制在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许范围内的必要条件。美国意识形态持续摆向保守主义一端,支配着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不断右转,造成最高法院将意识形态博弈限制在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许范围内的重要功能被严重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