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的逻辑与逻辑的历史——兼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实证主义两种历史观

依据不同思维路径和理论构建方式,历史观经历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历史观主张历史是客体不断向主体展示自身、主体则不断规范引导客体的双向互动过程,具有连续性、总体性和方向性。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黑格尔历史哲学思辨的基础上,围绕人的物质资料生产,借助社会矛盾运动构建起历史与逻辑双向互动的总体性过程。以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现代历史观则强调历史的间断性、偶然性特征,主张现实个人主体的碎片性、孤立性与个体原子性,割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整体主义视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生态后果。为此,只有在正视个体现实力量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及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调整克服个体间的孤立性与碎片性特质,重建社会个体间的真实性社会联系,实现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才能回归并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有积极因素,但也有消极成分。积极因素是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诗意境界,消极成分是人对天的依赖,也就是相信“天命”主宰一切,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一消极因素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弊病的总根源。下面,笔者着重分析一下“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存在的主要弊端。抑制了探究自然的科学思想,使中国人长期受制于自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不注重向外探究世界,而是注重向内探究人文道德关系,把主客看成浑然一体,以讲人生哲学、研究人伦道德为主,而不注重认识论,…     

休谟正义的两个条件

正休谟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验论哲学家,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休谟的认识论是其产生如此影响的原因,而人们熟知的也是其认识论,因为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非常之大。休谟的正义观虽不如其休谟问题给人们的印象深,但它却是休谟伦理思想的核心部分。对其作一述评与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正义,是一个古老话题,没有任何时代的人不在寻找正义,因为所有时代,正义都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论述自己的正义观时     

从"合法性"的讨论到"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构建

假如我们从日本人远藤隆吉1900年撰写的四卷本<支那哲学史>(汉译为<中国哲学史>)算起,"中国哲学"的历史已超过100年.假如我们从谢无量撰写的<中国哲学史>(1916年9月印刷)算起,"中国哲学"的历史已有将近90年.在这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外学人出版过数不清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发表过数不清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现在却突然出现一场"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讨论,且一时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是很耐人寻味的.假如讨论的结果是"不合法",中外学者约一个世纪的辛劳,岂不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     

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他们在讲矛盾规律时,都是既讲对立面的对立,又讲对立面的统一的,所以矛盾规律又称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前提就是承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两对矛盾,所以才产生改造的问题和在改造中要注意和谐发展的问题,因为这种改造,并不是为了破坏和毁灭自然或社会,而是为了把自然和社会改造得更加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三个和谐发展,不但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要求,而且符合实践的需要。翻开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的著作,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除“改革”、“开放”两个…     

关于天人关系问题

“天人感应”是中国哲学史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认为天事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天人感应萌芽于先秦，《洪范》说：“肃，时寒若”，“义，时日勿若”，在他看来，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变化。春秋时期盛行占星术，依据天体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这成为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三种诠释理性

中国哲学史的诠释理性经历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工具与价值结合的三种类型。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工具理性全面地诠释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则以价值理性解读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形上智慧。有鉴于仅以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相对不足，为消解知识与智慧的对立，冯契开创了以工具和价值相结合的理性诠释类型。冯契的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方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百家争鸣，冯友兰就是一家”

“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韩国总统朴槿惠如是说。     

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