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论转向和规制边界——基于限缩解释论的立场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尚不健全导致其合法权益易遭受不法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设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但本罪在具体适用方面存在潜在的扩大化趋势。基于限缩解释论对本罪的理论基础和规制边界进行限定,通过对立法背景和相关案例的分析,建议在性犯罪的基础理论——性同意理论基础上补充性剥削理论,以此揭示本罪的实质特征。需要界定特殊职责、实行行为和其他出罪事由,以此进一步完善本罪的司法适用,以实现未成年人权利自由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     

洛克哲学的积极因素与意义——对《人类理解论》的思考分析

洛克哲学的地位和影响虽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内容与形式的朴实和普通掩盖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关于洛克哲学真正的积极因素,他的学说的基本特征和面貌、内在矛盾及其性质,以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仍然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对刑罚报应论的再思考

刑罚的报应论在与预防目的论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即便在刑罚一体论的框架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认为报应等同报复,该理论内部无法统一,其假设前提存在缺陷。这是对报应论的误解。报应论作为刑罚本质理论,在刑罚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仲裁第三人的法理基础与规则制定

仲裁第三人是仲裁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其进行学理分析并制定相应规则颇为值得研究。仲裁第三人与诉讼第三人以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在界定仲裁第三人概念时,除考虑第三人与仲裁案件在实体法上的牵连关系外,亦应结合仲裁的特点,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纳入考量范围,以弥补“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之不足。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例外规则、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意思自治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仲裁的制度特点均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提供了法理基础。在现行的仲裁法框架下,通过直接立法模式完全可以纳入仲裁第三人。     

论我国赌博行为的刑法规制

赌博可以说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我国历朝历代都禁赌,但成效不彰。为了遏制日益猖獗的赌博现象,从2005年1月起我国集中开展了打击赌博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但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赌博犯罪的规定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我国刑法有必要增加普通赌博罪。赌博是数额犯,赌博数额是划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贪污罪的数额解析

贪污罪的数额对贪污罪的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对贪污罪数额理解存在诸多争议,对贪污罪的司法实践具有较大影响。本文围绕贪污罪数额的界定、贪污罪数额的内涵、实践中贪污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展开探讨,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如何对犯罪数额进行累计计算

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涉及经济、财产、毒品和职务等数额型犯罪中,犯罪数额的计算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作用。笔者拟就刑法规定的对犯罪数额计算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有助于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完善。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犯罪论体系的误解与澄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建构模式及对我国镜鉴

中国刑法学界一般在刑法总论探讨犯罪论体系建构问题,即定罪模式合目的性的考察与路径抉择。俄罗斯学界则通常在刑法分论探讨定罪问题,即所实施的具体社会危害行为与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合致性(符合性)的认定。我国刑法学界对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定罪机制)缺乏应有的认知,通常将德国“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相提并论,并因此而将移植于苏联的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置于同一层面进行比较。然而,基于错误认知进行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谬之千里。应在厘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内含之定罪原理的基础上,摒弃无谓争论,合理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