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第三人的法理基础与规则制定

仲裁第三人是仲裁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其进行学理分析并制定相应规则颇为值得研究。仲裁第三人与诉讼第三人以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在界定仲裁第三人概念时,除考虑第三人与仲裁案件在实体法上的牵连关系外,亦应结合仲裁的特点,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纳入考量范围,以弥补“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之不足。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例外规则、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意思自治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仲裁的制度特点均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提供了法理基础。在现行的仲裁法框架下,通过直接立法模式完全可以纳入仲裁第三人。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如何对犯罪数额进行累计计算

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涉及经济、财产、毒品和职务等数额型犯罪中,犯罪数额的计算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作用。笔者拟就刑法规定的对犯罪数额计算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有助于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完善。     

《舞论》对印度戏剧的历史影响:以库迪亚旦剧为例

婆罗多的《舞论》是印度古代著名的梵语文艺理论著作。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梵语文学与艺术理论的建构,也对一些重要的印度古代传统艺术如婆罗多舞、卡塔卡利舞和库迪亚旦剧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中国的昆曲一道,库迪亚旦剧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首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库迪亚旦剧也是深受《舞论》影响的南印度喀拉拉邦的地方传统戏剧,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了适合本土观众的欣赏情趣,大量吸纳了当地文化要素,从而为自己的长期流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舞论》对其剧场建造、戏剧表演类型、戏剧人物塑造、形体与语言表演、舞蹈和音乐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理论影响。库迪亚旦剧的表演至少涉及《舞论》提及的10种戏剧中的4种。库迪亚旦剧遵循《舞论》所规定的面部神态表演论、眼神表演论、手势论和步伐表演论等。《舞论》强调戏剧表演与舞蹈表演、音乐表演的三位一体,这一点在库迪亚旦剧中也有体现。库迪亚旦剧运用源自《舞论》音阶论和调式论的21种拉格和10种节奏类型。由于喀拉拉邦处在南印度达罗毗茶文化区,《舞论》基本原理和表演规范对库迪亚旦剧的影响,是后者的一种选择性或变异性接受。例如,库迪亚旦剧的服饰、化装与舞台布景,遵循与《舞论》所载区别极大的一种模式。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规则

“数额较大”的认定是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采用了数额属性多元化的认定方法,既缺乏理论基础,也难以有效指导实务。司法裁判虽倾向于重视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规则。通过梳理不同立法例下“损失”要素的定位,可以形成“占有转移”与“财产损失”两种视角下“数额较大”认定的理论方案。基于整体财产保护理念的以客观实质损失作为认定基准的方案,存在忽视我国刑法不同条款对“数额性后果”表述上的差异、对司法实践的认识以偏概全、不能妥适处理轻微实施盗窃的出罪等问题。相对而言,立足个别财产保护思想、以占有转移数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主观指向数额的方案凸显了主观要件对不法和责任的制约,能周延地应对各种案型,值得肯定。该方案的具体规则是:先确定基础性数额即占有转移的财物价值“较大”,以此作为数额上限,再考察故意、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等主观要件指向的数额,各数额均需达到“较大”,最终的“数额较大”,是经此多种数额共同认定的结果。     

列宁灌输论的三重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列宁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诞生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灵活运用,是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理论的相关内容的继承和发展,是在领导俄国党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对其革命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来看,列宁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的出发,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论述了为什么要灌输、怎样灌输的基本理论和重要依据;从现实逻辑来看,列宁的灌输论揭穿了俄国经济派、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面目,为工人运动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促进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列宁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思想宣传和理论教育的理论基础和一般规律,在今天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道义论、正义论、权利论——西方实践理性的一种变迁

罗尔斯与诺齐克共同攀附康德,试图在道义论中觅寻正义论和权利论的合理性资源,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难以实现的.从本质上看,道义、正义与权利都是价值理性.从道义论到正义论再到权利论,反映了西方实践理性的一种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