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隐私权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自主进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对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宣扬和传播他人隐私已经开始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     

论仲裁庭下达临时措施的执行——兼析《示范法》临时措施执行规则

由于仲裁庭缺乏强制执行力,其下达的临时措施的执行往往需要法院协助。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仲裁临时措施跨境执行公约,各国执行临时措施的立法和实践也不尽相同,所以仲裁庭下达的临时措施命令的执行面临着较大的障碍。200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修订了《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增设了仲裁临时措施的跨境执行制度,完善了法院执行审查的标准,以期增强国际商事仲裁的功效。     

国际商事仲裁价值取向与意思自治原则

贯穿仲裁始终的意思自治原则赋予了当事人广泛的选择权，它是当今国际社会运用得较多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阶段，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日趋加强的现实，需要不断与国际经济社会相融合，必然要接受、适应这种机制。因此，有必要对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作为仲裁规则灵魂的意思自治原则进行研究。     

数字时代民法的发展与完善

数字时代，民法制度需要转型升级。数据权益是一种民事权益，但也具有特殊性，数据权益是一种综合性权益，应当引入权利束的理论加以分析。此外，还应当区分数据权益与数据产品。数据与有形财产不同，数据不具有排他性，应更注重利用。数字时代的合同法应注重许可协议，此外，用户协议常常与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而且包含了很多不合理、不平等的条款，应注重对格式条款进行规范，从注重意思自治转向合同正义。数字时代人格权的客体、行使和保护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数字化背景下人格权保护机制的重大完善。应积极协调财产权益与人格权益，从注重保护财产权益转向注重维护数字人格权益。数字时代的侵权法面临数据侵权、大规模微型侵权等挑战，应积极利用侵权责任法保护数据权益，从注重事后过错认定转变为注重事前风险预防，同时还要注重赔偿救济功能的多样化。     

论内国法院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关系

国际商事仲裁离不开内国法院的监督和支持,法院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和裁决的效力和执行性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在分析各国对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的适用规则时,法院对待裁决的态度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手段。文章通过对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干涉,包括监督、控制和支持、帮助的考察探讨内国法院与国际商事仲裁之间的关系,为国际商事仲裁的进一步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商事能力制度初探

既存的商事活动吁求特有的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制度的宗旨系谋求商事交易的效率与交易安全。受民商合一立法体制的制约,我国立法及学理均否认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包括商事权利能力、商事营业能力及商事责任能力。商事能力制度中不存有商事行为能力。不同的商主体,具有平等的商事权利能力,拥有不同的商事营业能力。商事责任能力系能够承担多种责任的资格和能力。     

破产案件的可仲裁性分析

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问题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直接涉及到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管辖权以及仲裁裁决的效力。而关于可仲裁事项的概念，学者们又是众说纷纭，通常认为可仲裁性是可以在各国公共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仲裁解决的争议的界限。各国立法者在决定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时，多是基于本国公共利益和政策的衡量，从而在可仲裁与不可仲裁的争议事项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一旦仲裁协议事项超越了这条界限，即视为与公共政策相抵触，仲裁协议将归于无效。     

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

当前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多元化对我国的商主体进行登记管理造成了多层次的影响,商事登记制度作为商主体开展商行为的首要成立要件,目前来说由于立法分散,引发了不同主体的不同待遇,笔者浅析一二,望能推动我国商事登记法的统一立法与和谐建构。     

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 以司法机关公布的案例为考察重点

一般人格权(Allgemeines Pers lichkeitsrecht)是一个纯德国式的概念和制度,但是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所有民主和法治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     

再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一直是学界争执不休的话题。本文从两位学者关于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论争出发,厘清人格和人格权的关系。民法本身的逻辑结构并不要求将人格权独立出来,对照大陆法系关于人格权的立法体例,可以看出人格权独立成编必然造成民法典体系的破裂。再者,人格权独立出来也会导致对权利本质的误读。因此,人格权不能独立成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