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编纂与商事立法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立法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格局高度契合。     

隐私权:历史进路与现实挑战

隐私权的观念发源于美国,并很快影响了大陆法系国家。在美国,隐私权曾遭遇言论自由的阻碍,后来以个人信息隐私为主要法益。而在德国,民法隐私权的发展以宪法隐私权的出现为主要推力。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隐私权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不足,为应对网络时代隐私权受到的冲击,我国还须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     

对"性骚扰"的法律思考

"性骚扰"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性骚扰行为是违背他人意愿,对他人人格的严重侵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文主要从侵权和民事责任角度对性骚扰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初探.     

从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看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协调

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对二者关系认识不清会导致将二者混淆的可能性。由于人格权产生所具有的特殊性较为集中的体现了宪法与民法的交叉,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得以成为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绝佳切入点。     

“贞操权”和生命权冲突引发的思考

在市民社会人格权冲突是个普遍现象,随着人格权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格利益被纳入法律范围得到法律保护。而生命权和贞操权的冲突在当今社会几乎天天上演,也得到广泛的关注,然而却一直停流于感性认识和理解而缺乏理性的理论分析,文章引用紧急避险、权利位阶原则和期待可能性等理论对生命权和贞操权产生冲突时的价值选择进行理论论证。     

创新社会管理语境下海淀区法院商事特邀调解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和分析

自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实施《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来,人民法院引入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便走上了快车道,我国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日益得到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在商事审判领域,对于这一机制的探索从更早一个时期就     

试析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结果。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事业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在仲裁制度、仲裁实践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中国完善仲裁立法并转变和创新仲裁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仲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改革与发展的趋向应表现为国际商事仲裁类型的多样化、仲裁员制度的合理化、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大化、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弱化和国际商事仲裁业务发展的产业化。     

商事登记二元化审查标准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商事登记的审查标准经历了从实质审查标准到二元化标准的变迁,但是,由于传统注重安全的监管理念、规范内容的缺失以及环境机制的不健全,造成二元化标准在实践中存在适用范围混乱、效率低下等困境。因此,对之完善和建构的出路是,坚持注重效率,兼顾安全的审查理念,明确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的适用关系,并对实质审查的适用条件和方法予以规范。     

潜规则触犯刑律得不偿失

现代市场经济，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获取交易机会或者经济利益，一些不法分子就采用贿赂手段，以致商事活动中的贿赂行为逐渐滋生，不断蔓延成了“潜规则”。金山区检察院分析商业贿赂案件发现，在商事活动中，不仅贿赂对象有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等国家工作人员，     

形象权——民事权利体系构建新路径

精神财产权是由人格权与财产权交叉部分脱离人格权与财产权以后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种与人格权、财产权相并列的第三种权利,包含知识产权和形象权。人与财产的关系经历了"结合—分离—融合"的三个阶段,我们已进入财产与人融合的阶段。精神财产权必然走上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重构民事权利体系的新路径。形象权发生在这新路径下其保护对象应当包括真人形象、虚拟形象、与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物品形象三大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