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创新擦亮“仁义任城”善治品牌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加快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济宁市任城区在全市率先成立社会信用中心,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上下贯通的信用体系组织架构,把信用管理嵌入各个领域,倾力打造“崇信向善、仁义任城”品牌,充分释放基层治理“信”力量。     

我国公民问责的现实困境和对策研究--基于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考量

近年来，行政问责制度在政府部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公民问责制度作为行政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被提上了议程。为此，文章在探讨公民问责制理论基础之上，分析了我国公民问责发展的现实困境，提出构建与完善公民问责制必须从其理论基础中进一步思考，并从中得到启示，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公民问责制的发展道路。     

建设生态文明要善治与法治统筹进行——由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出现“生态文明”所感

党的十七大在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在当代要建设生态文明，除了不断完善人类生产模式这一根本的硬手段之外，还需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共同作用，环境法治与善治便是两种主要的治理方式。 善治与法治同等重要，后者是制度层面的，是强制性的，前者是内心深处的，是基础性的。如果单纯法律的外在强制力量并不一定带来人们心理上的认同，而只有得到人们普遍心理认同，只有这二种外在与内在性因素的同构与融合，才能切实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所以生态建设，要坚持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结合。     

和谐社会视角下共青团工作定位新探——基于善治理论的维度

善治理论与和谐社会理论是统一的。共青团组织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在和谐社区建设,其组织功能将在和谐社区建设中进一步完善。     

反腐治本之道：制度推进、参与氛围和常态化反腐路径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富裕，改革进入了矛盾冲突的多发期，贫富差距和遏制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反腐败作为保障分享式发展的基础环节，不仅要惩戒贪腐，而且要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和利益分享的公共秩序，从而让更多的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且富而有礼。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看能否在既得利益、权力和人情的复杂纠葛中探寻到腐败扩散的机制，进而通过制度推进和公民参与来阻断它并进行主动防御。这便是公民文化框架下的防腐扩散机制。它包括微观结构上的资源开放、规则透明、问责制等流程，和宏观秩序上基于“民治才能民有”的制度建设和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参与氛围。这种微观结构与宏观秩序的互动，将有效稳妥地解构既得利益圈子，使熟人文化走向公民文化，形成对腐败的普遍抵抗机制，从而克服古典治理的困境，冲破“历史周期率”的命运，最终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     

促进服务提供创新:孟加拉国公务员能力开发计划分析

简要追溯了孟加拉国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并以孟加拉国政府总理办公室的信息获得项目(A2I)及项目推出的各项计划为例,介绍了孟加拉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来完善公共服务提供的相关经验;从政策研究的角度阐释了公共服务提供的创新与公务员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旨在将这些计划的影响同公务员创新能力开发相结合,将能力开发项目与其可见的、具体的成果相联系,以实现完善治理的目标。     

善治视角下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的公共危机决策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宁波PX项目事件的分析

近些年来,因环境风险所产生的群体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在我国日趋显著。由于政府对污名化项目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不高,民众缺乏合法顺畅有序的表达渠道,非政府组织缺乏应有的担当等原因,政府在处理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通过对宁波镇海PX项目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的回顾分析,来实现公共危机决策的善治,让决策体现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与有效等善治要求,是当前处理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应对决策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之道。     

善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和伴随而来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但长期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章尝试从善治视阈深刻剖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和深层次原因,并试图从善治视阈探讨并提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     

社会治理中政府行为的受控性和有效性

当代社会治理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而政府在社会宏观治理层面无疑居于主导地位,扮演着既是管理者又是服务者的双重角色.现代社会管理学认为,无论是管理还是服务,都有赖于相应行为主体的主动性,都有赖于相应行为规范的制度化.而中国政府建设服务型法治政府的奋斗历程,深刻表明了在法治状态下追求政府公权的受控性和有效性这一必然趋势.社会公众对公权受到控制和公权提供服务的强烈吁求,必将大大推动政府走向具体法治与具体善治的统一.为此,应当努力构建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公众参与制度,努力提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行政能力,努力完善权利救济的各种途径.     

善治理念下我国NGO发展的境遇与理路

我国NGO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全球结社运动构成中国NGO发展的话语背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深入发展,特别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已纳入我国要坚持和完善的基本政治制度,并首次由党的十七大予以明确和写入新修改的党章,为NGO的发展提供了愈加良好的制度保障与政策空间;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释放出潜藏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公民意识与公民文化的逐步形成,为中国NGO的发展奠定了价值观念与精神文化基础;中国加入WTO为NGO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契机,使国内NGO的发展置于全球视野之中.同时,我国NGO发展也因为立法滞后、独立性差、公民基础薄弱,民主参与精神不足等问题而面临严重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全球化所引起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在深化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积极探索和促进NGO的健康发展与公民社会的成熟,以期实现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和多元社会下的善治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