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制正当性与“善治”的价值契合

现代行政法制的正当性之所以得到政府、公民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同，是因为它承栽着尊重“公民权”从而完美地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均衡和共同增值的价值使命，衍射出民主性、公正性、责任性、服务性的价值线度，折射出与现代政府“善治”的价值契合。现代政府的“善治”正是通过政府与公民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共享责任、平等对话、相互合作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斯所为，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为大众服务的终极价值目标。     

法国公众辩论与听证制度及政府行政伦理决策——法电集团欧洲先进压水堆项目个案分析

本文深入分析了法国听政制度的由来及特点,并以法国电力集团欧洲先进压水堆项目为例,对法国听政制度进行了个案研究。作者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政府应当从公正平等、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科学决策四个方面充分认识和积极借鉴法国公众辩论与听政制度的合理因素。     

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平衡——从治理与善治的角度分析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 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政府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关系的动态变动过程。因此,在治理与善治的理念 下进行政府改革,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理性趋向。     

系统论视角下中国善治发展探讨

从系统论角度看,善治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导入民族国家系统后,所引发的政治与社会子系统之间功能关系的重新调整,反映了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和人类发展理念的新型实现形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子系统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治子系统的变革是必然的,善治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未来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特殊的系统结构对我国善治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只有从实际出发,对我国的系统要素、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进行相应的规范或调整,才能为我国善治的发展创造条件。     

法治视阈下的中国横向地方政府府际争议及其消解方略

中国地方政府府际争议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凸显,消减了政府间的协同合作,致使整体政府的塑造困难重重,政府的合力难以发挥,进而综合成效大打折扣。在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已不能自成系统乃至游离于行政生态系统之外,而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寻求府际争议的解决途径。本文力求摆脱仅从政治视角研究的窠臼,探索适合中国情境的法治与善治之路;立足于地域不均衡发展的现实,解析横向地方政府府际争议之成因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消解方略。     

伦理维度——行政改革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法治化是现代行政的核心,完善的法律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行政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行政文化建设,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方面将在现代行政改革中发挥关键性的影响,关注传统伦理的积极效用,并在实践中转换为与新时期行政相契合的价值,将是我们新一轮行政改革的重点之一。     

善治理论视野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在善治理论视野下,“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尽可能增加人民群众的共识与认同感,不断增大“合法性”,以减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公共政策的效力;需要各级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其参政意识和能力;需要各级政府增强责任意识,特别是建立决策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需要各级政府认真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需要各级政府增强责任意识,强化问责制;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乡村社区重建与善治的传统资源——以徽州村庄为例

本文从徽州村庄颇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延续方式和地方社会变迁轨迹入手，得出一些关于自洽性村庄的基本判断、基本命题，并将之运用于当代中国乡村社区重建和乡村善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进而推及中国乡村复兴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分析。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信任"

90年代以后才为学术界广为重视的"社会资本"问题,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信任则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信任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但目前我国信任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因而制约了我国公共政策过程的良性运行.引入信任理论,倡导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行政精神,可以促进信任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信任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与善治的实现.     

法治与善治:我国行政信访制度的改革图景——以行政协商为视角

现代行政法治不只是简单的规则之治,而且还应是彰显公民主体性的善治。针对当前的实践诘难,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应积极回应现代行政法治的善治品性,通过法治化改革来促进行政主体与公民间的良性协商、互动,从而发挥其制度理性。为此,有必要以凸显公民主体性,弘扬行政主体与公民间协商理性为核心将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建构为彰显并强化行政协商的制度平台,并以之为目标导向,推进我国行政信访组织制度与处理制度之法治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