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探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间互涉民事案件呈现增长趋势。现行的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机制亟待完善。文章对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前提及协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干部教育培训与提升干部能力有效性研究——基于全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干部能力不仅是干部自身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关涉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七种能力”“八项本领”是干部能力的集中体现。通过全国性问卷调查解析干部教育培训提升“七种能力”“八项本领”的有效性,发现干部教育培训对于干部政治能力和政治领导本领提升明显,但同时不同职务层级、岗位类别和教育培训方法对干部能力的提升效果影响明显。为适应新形势要求提升干部能力有效性,必须持续凝心铸魂,强化政治能力建设,精准对接干部培训职级、岗位及年龄等因素,进一步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有效提升干部各项能力和本领。     

美国法典1404(a)与非方便法院原则辨析

由于美国法典28卷1404（a）条款的立法规定在功能与措辞上均非常类似普通法上的非方便法院原则,因此很多学者误以为该立法规定与非方便法院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这一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1404（a）条款立法在法律效果、证明标准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均与非方便法院原则存在显著的区别。     

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

从传统研究方式上,语言语义的准确性通常是研究者们极力追求的。然而人们在语言的实际交际过程中,准确的语言并不能保证准确的语用功能或表达出真正的交际目的。实际上．常被人们忽略的模糊性是自然语言必不可少的特性。在交际过程中如果能很好地应用语言的模糊性将会给交际带来成功。因此,笔者将从语用学中的礼貌原则和面子观等方面来分析模糊语言在交际中的语用功能。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     

风险回应型生态环境法典：科学不确定下的预防原则表达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风险预防原则的实体构造提供了契机。生态环境风险的泛化趋势,使得以往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损害预防环境治理取向面临转向选择。国家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中的预防原则存在象征性立法问题,导致学界针对风险预防内涵的差异性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现已进入立法论阶段,需对科学不确定下的环境风险做出必要回应：在总则中确立包容性的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重构环境法律关系,在“权力—职责”“权利—义务”立体结构的指引下,在分则中以“主体+义务+责任”的方式构建风险因应制度,形成体系化的动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     

两难之间的平衡：中央苏区土地税的演化

土地革命初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各定名义,各定税率。红军经常处于游击状态,打土豪代替税收,成为筹措党政军各项经费的临时性举措。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开始统一财政,建立税收制度,代替打土豪政策。中共在征税实践中运用兼顾原则和阶级原则,税收优惠政策无疑会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一些让与,革命战争环境下,苏维埃政府很难做到既能提高民众福祉,又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1932年,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军事“围剿”,中央政府降低起征点,提高税率,缩小免税范围,民众的税负增加了,可与革命前相比,农民的负担还不算重。1933年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土地税征收、公债发行和借谷运动三者叠加,虽然民众承担较重的税负,但各地税收工作的开展,解决了红军和政府的经费来源问题,保卫了红色武装政权。     

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积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政法机关要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化解社会矛盾为主线,着力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公正意识,不断提高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维护社会稳定、对敌斗争、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加强领导、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加强司法保障,以和谐社会建设者的姿态全面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     

校外培训立法的三个基础问题

“双减”政策为乱象丛生的校外培训市场降温,但只是权宜之策。面对校外培训的种种乱象,依法加强校外培训监管成为社会共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当下校外培训监管存在调整对象不周延、监管对象不明确、部门监管权限交叉等问题。为促进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良性发展,需要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将校外培训纳入法治化框架。立法涉及的三个基础性问题分别是：厘清校外培训的边界,明确立法的调整对象;框定校外培训监管的基本原则,明确相关主体的行为准则;构建全链条监管制度体系,规范校外培训市场有序发展。     

基于理论梳理的“医疗过错”鉴定原则与思路

目前,医疗纠纷仍然是社会焦点问题,有些甚至会演变为严峻的社会事件,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司法鉴定意见是重要的技术支撑。由于医学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医疗过错的认定成为鉴定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医疗过错的概念、过错认定的5种法学理论学说,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应以“医疗水平”说为主导,以“谨慎的患者”标准说为补充,在形式上强化同行评议。同时,鉴定中需遵循7个主要原则：（1）以“诊疗义务”作为医疗过错判断的基本原则;（2）以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作为具体原则;（3）以诊疗常规、规范、指南为主要依据;（4）遵循“同行评议”原则;（5）“医疗紧急处置行为的宽泛性”原则;（6）“告知-知情-同意”原则;（7）“并发症的审查”原则。本文也针对上述原则提出了对应的鉴定思路,以期对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活动的规范化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