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会制度

2005年9月11号日本举行了众议院大选,自民党获胜。从而自民党将继续它的执政党地位。     

特鲁多为何如此“慷慨”?

前段时间,加拿大媒体披露,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今年4月复活节假期赴美国蒙大拿州度假时花费公帑逾2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105万元)。此前,在回应众议院反对党议员的查询时,加拿大官方称,军方和枢密院为4月上旬特鲁多赴蒙大拿度假之旅的开支为23846加元。但上述数额并不包括皇家骑警的加班费用以及特鲁多的住宿、餐饮、杂费等费用。加拿大广播公司查询后得知,这些费用近20.5万加元。     

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多元层次的复杂系统。美国国会涉华联线的出现,就是美国国内多元政治的具体产物。本文主要以国会的涉藏联线为例,分析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成立的背景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影响。本文认为,涉藏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议会活动,监督政府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在涉藏联线议员的多年推动下,国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出现了机制化趋势。国会通过涉藏的两个报告和一个政策法案,加上国会在其他议案中附加的西藏条款,这些因素将是西藏问题在美国或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认为涉藏人权联线和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

美国政治制度的变迁特别是府会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在一个分立的权力体系下,作为美国国际贸易政策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其最初创立到不断扩权、角色转化的过程就是总统和国会不断争夺国际贸易政策权的过程.国会不断挑战以行政为主导的"1934年体制",试图建立新的府会共管的国际贸易制度.府会关系的变化不仅直接决定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权限和地位,也影响了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谈判行为.     

美国国会涉华法律的主要特点(2017-2020)

2017-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多项涉华法案并经总统签署成法,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全面防范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涉华法律涉及台湾、香港、西藏、新疆、海洋领土争端等多个关涉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总体而言,美国国会出台的涉华法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涉华法律数量显著增长,且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害领域更加广泛;对中国的军事防范和遏制力度进一步增强;对台湾和香港问题的干涉力度不断提升;对中国边疆问题的染指程度进一步加深;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打压力度不断加码。美国涉华法律对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两岸关系、香港、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稳定局势以及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市场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民国时期的国葬

1916年,黄兴、蔡锷相继辞世。为了表彰他们对创建民国的卓越贡献,当时的国会决定仿照日本的国葬仪式安葬两人。1916年12月18日,国会通过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国     

在逆境中探索的捷摩共

<正>2013年10月,捷克举行议会提前选举,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简称捷摩共)获得14.9%的选票,在众议院获得33席(共200席),位列第三。捷摩共是东欧剧变后该地区唯一沿用共产党名称、保持老党框架并在捷克独立后历次大选中进入议会的政党。剧变以来,捷摩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将党的奋斗目标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并通过艰苦不懈的斗争和细致扎实的工作,积极宣传党的纲领     

论言论免责权的限制

规定议员具有言论免责权,莫不在于鼓励并保障议员勇于发表政治意见,表达民意,并借以形成国会的意志及意见,但并不是说该权力可以不受限制。议员或代表拥有言论免责权,可以溯源到英国1688年的《权利法案》,该法案第九条规定"议员在议会内的演讲、辩论或其程序,不得在任何法院之中,或议会外之任何场所,予以弹劾或追诉。"在18世纪末立宪政体兴起之后,言论免责权广为西方国家宪法所采纳。     

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与新一届国会对华政策走向

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是一次针对奥巴马执政绩效的民意公投,也是一次有利于共和党的选举回摆。在中期选举历史惯性、选举议题发散分布、奥巴马民众满意度低迷,以及共和党竞选策略奏效等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共和党得以在国会两院占据多数席位,与奥巴马政府形成所谓的"强分立"府会格局。基于这一状况,美国国内政治对峙与极化的态势将会延续下去,新一届国会将继续与奥巴马在内政外交领域展开缠斗,这无疑扭曲着国家利益,令美式民主陷入深深的迷思。就对华政策而言,新一届国会将延续其扰乱中美关系稳步、健康发展的"不和谐背景音"角色:在分立府会下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可能在经贸和军事安全意义上助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贸、中国周边安全、人权等议题上为中美关系带来不必要的成本;而关键委员会及其领导层、关键非正式连线组织、关键涉华议员的调整与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会采取消极涉华行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