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对西班牙内战政策探析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与德国、意大利积极援助佛朗哥叛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法国对内战的所谓“不干涉”政策。由于当时法国缺乏独立的政策,英国对内战的政策的影响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各自对国际形势及本国根本利益的判断,英国的外交政策与佛朗哥的外交目标之间形成了结合点。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不仅与德、意的干涉政策一起直接促成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垮台,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间接地对苏德谈判的成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

自1939年到1940年,中共中央逐步确定并贯彻发展苏北的战略。蒋介石先令江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南,后又让黄河以南的中共部队全部调到黄河以北,并命令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合力"围剿"新四军。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既有军事层面的磨擦冲突,更有政治层面的运筹帷幄。中共方面基本能克服不同地域和军政负责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保证战略的协同性。蒋介石本人对苏北的重视程度不够,敌后国民党军亦各自为政。新四军向苏北发展过程中的国共较量,显示双方合作局面虽已危机重重,但在抗战大背景下仍勉力维持,映射出1940年国共关系的基调与底线。     

假和平真内战 阳奉阴违——蒋介石破坏山东“停战”真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尚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鉴于发动内战条件不成熟,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两面手法,一面以和谈为幌子,一面利用美军援助,通过水路、陆路和空中运送部队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为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在《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之时,蒋介石便将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军所在第四方面军空运济南。至《停战协定》签订之后、军调部军事调处期间,国民党军队从未停止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困局与前景

本文从内外两个维度梳理阿富汗四十年政治和解努力及其基本特点,分析当前和解的困局以及在中长期阻碍和解进程的结构性障碍,并进一步探究和解的前提条件。迄今阿富汗的对外和解取得了成功,国内和解却一再失败。对外和解成功的关键在于交战大国改变了战争意志,其变化的具体过程各异,最后都以撤军结束战争。对内和解屡屡失败的核心症结是交战各方的权力斗争。当前和解进程的首要障碍是塔利班坚持边打边谈,谋求利益最大化。2020年塔利班与加尼政府关于"程序原则"的争执,矛头已直接指向国体和政体。谈判各方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各方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外国力量干预、政治生态"利战"而不"利和",则是影响阿富汗和解进程主要的结构性障碍。因此,当前的政治和解进程既是宝贵的机遇,也是脆弱和可逆的。阿富汗的和平建设离不开四个前提条件:交战各方真诚的和平意愿与妥协精神、包容性和解、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阿富汗要摆脱战争、实现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学术话语权的博弈

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主义"林立,在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学等各种社会思潮基础上,形成了代表不同政治主张的组织和政党。由于"主义"具备学术和政治的双重属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及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民党,发生了多次政治与学术论战。政治论战与学术论战在当时是同体共存、互相制约的,政治诉求融于学术研究之中,两者不存在明确的定义界限。     

再论太平天国是否要对内战造成的大灾难负责——与史君先生商榷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是不能因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变、以及一些极端政策,来证明太平天国应对内战造成的损失负主要责任.从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原因和造成的历史影响来看,其积极意义不可忽视.太平天国不应对内战造成的灾难负主要责任.     

马克思的民主观

马克思曾对巴黎公社以普选选举制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做出过高度评价,并将其推崇为社会主义政体的典范。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其他有关巴黎公社的写作中对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分析,是其整体思想理论体系中非常关键的部分。     

苏丹内战中的宗教因素

苏丹内战是当今世界历时最长、产生原因最复杂、冲突解决最棘手的内战之一。导致苏丹内战爆发和持续的因素主要有宗教问题、种族问题、认同问题、殖民遗留问题、国家权力分配问题、环境资源问题及外部影响问题等 ,但宗教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北方伊斯兰教和南方基督教的冲突对内战的爆发、进程及未来走向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 ,苏丹内战就是宗教冲突激化和延续的结果与表现。两种宗教固有的不同政治观是导致南北冲突的本质原因 ,也决定了冲突的解决必然是困难重重。尽管苏丹内战可望结束 ,但无宗教间的真正平等与友好就不会有苏丹的真正和平与统一。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馆藏珍品推介(六)——延安时期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书”:《六大以来选集:党内秘密文件》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内外的形势好转,中央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给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十年内战后期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国共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为国共合作谈判取得成功提供了希望与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2月开始,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与国民党的蒋介石、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宋子文等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着重就国共合作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改制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中共谈判代表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毛泽东是国共谈判内容、方针、策略等的筹划者和决策人。以国共合作为主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