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恋爱观研究述评

恋爱是人类固有的高级情感,也是每一位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人生问题。随着大学生在生理、心理上的日渐成熟,开始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恋爱观。在前人关于恋爱观及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恋爱观的定义;简要介绍国外关于恋爱观研究的历史和国内学者恋爱观的研究;结合前人研究和社会现实状况归纳影响大学生恋爱观形成的因素;最后已有恋爱观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工科大学生入党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

大学生党建工作是我国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作者发现工科大学生的党员数量和入党积极性远远低于其他学科的现象。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工科大学生入党积极性不仅受到"大学生身份"共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工科大学生"群体特殊性的影响,包括学习压力、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入党氛围、外部条件等。解决的对策:缓解学习压力;提升人文素养;营造入党氛围;培养政治信仰;加强党建工作。     

《学理论》杂志征稿启事

<正>《学理论》杂志由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大16开、旬刊,每月分上、中、下三期出版。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2589,国内标准刊号:CN23-1106/D,国内邮发代号:上册14-320、中册14-236、下册14-237,国外发行代号:SM5425,每册单价20元     

影响80后婚姻质量的因素及对策

随着80后这一代逐渐步入试婚年龄,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婚姻现象,来自婚姻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80后群体的离婚率非常高。国内学者对其婚姻问题也做了详尽的探讨,试从婚姻质量的理论出发,结合80后人群的性格特点,分析影响其婚姻质量的具体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如下:树立正确的婚姻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承担应有的责任;重视感情的经营。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及其变迁研究

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最现实、敏感程度最高的问题。在现时台湾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下,内源性因素已渐成推高台海政治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岛内形势的任何变化并不足以主宰中美关系的根本走向,反而始终受到中美关系整体环境的支配和制约,因此台湾问题最终也要放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中去考量。台湾因素在中美双方各自利益认知中的比重有明显区别。尽管美国现行的台海政策从总体上看仍显得较为游刃有余,但也有其必然面临的战略困境。台湾问题的真正解决,既须化解来自美国的外部掣肘,更需考量海峡两岸和衷共济的民族智慧。     

虚拟技术视域下道德消隐的深层原因

虚拟技术导致的道德消隐,是指虚拟技术在传统形式上的主体与道德决定之间构筑了心理屏障,行为者的身份隐匿增强了个体的道德真空效应.从道德的含义看,虚拟技术解构了道德存在的源动力因素;从现实交往实践看,网络身份加重了网络道德危机的可能性;从个体意识看,虚拟技术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是恶的意识产生的根源.     

社会责任感:成熟“社会人”的核心要素——以大学生群体为例

高校大学生能够扮演独特社会角色、发挥特有社会功能的关键在于这一群体能够成长为成熟“社会人”.而大学生成长为成熟“社会人”的必然要求是其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和维持.当前高校大学生群体核心价值信仰的缺失与错位,不良社会思潮尤其是拜金主义价值观的泛滥以及社会责任实践不力日益成为制约其社会责任感养成的主要因素.因此,应确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营造培育成熟“社会人”的良好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实践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中的载体作用,有效克服高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的制约因素,促进高校大学生健康成长为成熟的“社会人”.     

我们究竟为什么出国

<正>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出国考察对中国人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陌生了,可最近几年,出国给我们带来了某些不和谐的"杂音"诚然,公民因私出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问题出在因公出国上,因为有些人打着因公出国考察、参观、招商的幌子,有着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潇洒地到国外走一遭,大包小襄拎回来不少,可真正意义上的收获却令人大跌眼镜,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的出国者也不少,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有些人为什么热衷于出国?     

建议将职业放高利贷者入刑

<正>报载,北京市近两年因高利借贷而引发的非法拘禁、诈骗、敲诈勒索等案件高发,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检方呼吁,对于职业放高利贷者纳入刑法。近年来,中国一些城乡出现了以个人创办投资发展公司、担保公司为幌子,实质在搞职业放高利贷的经营活动。这一类公司和投资人向他人放出的借款往往属于"高利贷"性质,在民间被群众称之为"放水钱"。如果有人借贷而没有按期偿还,债主会通过敲诈勒索、拘禁等非法涉恶手段,向被借款人"逼债",这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因此,打击职业放高利贷、涉恶放高利贷     

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因素分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诚然,这类事件大多与某些党政机关处置不当,漠视群众利益有关,但笔者认为,除了人为因素外,制度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与现行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是公民“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因此,从制度的角度来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对于解决“非制度性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