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独特的卡米人群落

去年12月中旬，我在西双版纳磨憨口岸拍摄期间，偶然听到有一个叫做“卡米人”的族群即将举办他们最盛大的节日--红花节。当地朋友介绍道，卡米人20世纪30年代从老挝迁入，在我国被识别为布朗族的一个支系。准确地说，在中国境内，卡米人仅分布于勐腊县和磨憨开发区的两个寨子。对卡米人而言，红花节的隆重程度相当于汉族春节，2014年的卡米红花节更为热闹，据说会有上百个老挝卡米人跨越国境，到我国境内的卡米寨子举行“跨国联欢”。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实施“宽带中国”2015专项行动

2015年2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宽带中国"2015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实施"宽带中国"2015专项行动,深入推进落实"宽带中国"战略,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制造业强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对"宽带中国"2015专项行动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尚冰主持会议。苗圩指出,2014年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实施"宽带中国"2014专项行动。在有关部     

苹果的特殊责任

对苹果产品的设计和功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56%的美国用户对苹果的评价是"完美无缺",但这家报纸在2012年1月26日的头版头条新闻中揭露了苹果对供应商的压榨后,"完美无缺"的苹果形象开始坍塌。这些问题由来已久,而且被媒体多次报道过,但很少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但这次,情形很不相同。苹果越来越...     

马克思生态消费思想的“三维解读”

生态消费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因其复杂的内蕴及社会定位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楚的、学界一致认可的表述。马克思未直接提及过生态消费的概念,但在其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消费思想。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生态消费主要包含三重意蕴:生态消费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的消费;生态消费是复归人的本质的消费;生态消费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消费。三重意蕴体现了马克思生态消费思想以人为本的终极价值。正确把握马克思生态消费思想的多重意蕴,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生态消费思想的实质,而且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利于提高新形势下贯彻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方略的自觉性。     

国家中心城市视野下成都文化创意及消费研究

成都无论是从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还是政府政策规划、引导力度,以及存在的市场潜能来看,文创产业的发展都已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但是,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总量和GDP占比,同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产业层面表现出原创动力不足,小微文化企业发展不足等缺陷。如何优化文创产业的空间布局?如何从政策层面精准引导文创产业?成都在既有的良好文创产业条件下,需要更加积极构建文化创意消费生态产业链;加强文创产业的供给侧改革,精准对接文化创意产业消费需求;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发原创热情。     

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分析及防控措施

住房公积金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用归集的住房公积金资金,委托银行向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发放定向用于职工购房、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消费的政策性住房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以其低利率、期限长、手续简单、零费用等诸多优点受到广大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的青睐,已成为职工购房贷款的首选方式。     

县域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破解之道

当前,国内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资源配置优化和结构转型升级仍在进行中,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离不开资金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如何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为优质中小微企业寻找到稳定、良性的融资途径,成了当前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亟待解决的课题。近年来,地方政府大力推进银企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     

以前瞻性引领更长远发展

用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特有的战略模式。“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以战略眼光审视大势和大局,认清机遇和挑战,准确分析不利环境和有利条件,从而未雨绸缪,系统谋划,趋利避害,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着眼于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浙江、贵州、吉林等地调研,听取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强调“突出前瞻性和引领性”,为制定“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方向。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