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中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刍议

《民法典》的制定和颁布是我国政治生活和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其制度创新设计,将对公民的保护延伸至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领域,更多地满足了民众对多元的财产利用形态的需求,并将前期制度改革试点领域中的诸多实践经验上升至立法;就制度完善而论,民法典对一些既有制度的调整,更加契合社会发展趋势,更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关切.就治理...     

“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污名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再塑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尼“五通”合作成绩斐然,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并明确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印尼的涉华传播仍存在很多问题,与中印尼关系的正向发展背道而驰。其中的原因,一是印尼媒体涉华报道被程式化地纳入富有冲突性的“政治化”框架中,“一带一路”倡议与涉华议题遭遇污名化传播,印尼媒体负面涉华报道较多;二是中国国际传播权重不足,在外宣中存在话语体系不当、重心偏差、缺乏规划和深耕等问题,外宣成效有待提高;三是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部分印尼人对综合实力日益提升的中国抱有疑虑,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进而对中印尼合作项目、中国企业与中国劳工提出疑问与批评。由此,中国在印尼的国家形象,印尼对中国的好感度和认同感均受到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形象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升国家形象,建构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进而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具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途径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标识;二是企业坚守底线,合规经营,担负起社会责任,促进互利共赢;三是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自塑”能力,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启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有着较为清晰的含义。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市民”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这一主体所具有的精神正是现代理性精神;市民社会的实质规定为“一切物质交往”,其行动原则就是物质利益原则;市民社会的结构要素是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是国家的基础。这样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看,市民社会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种多样、竞争、平等、创新的领域,这也正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状态。如果能把培育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不失为一种优选之路。     

列宁的国家观与社会管理思想的有机统一

在列宁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探索中,国家观和社会管理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还是对社会建设实践的探索,列宁都是从国家观与社会管理思想两个方面思考问题,把国家观作为社会管理的理论基础,并以这种思想来指导俄国的革命和建设,推动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今天,列宁的这种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发国家城市偏向工业化政策形成机制及其影响

后发国家的内在因素、理论误导以及技术选择限制等造成城市偏向的工业化政策,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带来了不良影响。寻找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配置问题上出现困境的本源,有利于为解决这一困境寻找有效路径。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幽暗意识

国家幽暗意识就是人们对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在人类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正视和省悟,是对国家所必然产生的弊端或者危害的一种警惕性认知。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思想中含有国家幽暗意识,它是他们追求人的自由理想和现实环境的产物,这种国家幽暗意识与自由主义者的国家幽暗意识有区别也有联系。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国家幽暗意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网络生态治理——整体演化、联动谱系与推进路径

随着网络对现实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保障网络生态安全对维护国家多领域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威胁我国网络安全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面对日益复杂化、隐蔽化、长期化的网络安全风险,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导,积极探索网络安全治理问题,对于保障国家总体安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及推动国...     

党对立法工作的百年探索与经验启示——基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蕴含着对立法工作的系统认识,承载了党对立法工作的探索经验。百年之中,立法实践和理念不断适应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和改革关系的观念更新,立法深度嵌入依法治国体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理念凸显,“良法”与“善治”的互动也日益加强。百年的经验表明,立法应符合我国政治体制、彰显民主价值、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与时俱进、树立系统思维。     

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CSSCI

2017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剧。由于美国拓展了对华竞争的领域、增加了竞争强度,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集团政治压力和产业脱钩风险都有所增加。因此,稳定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中国缓解“印太战略”的压力。在美国强化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安全缓冲地带、经贸桥梁和多边主义旗帜。与此同时,“印太战略”的出台也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关系由竞合走向对抗的担忧,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希望中美在安全上各自自我约束、支持东盟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并遵守地区规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待彼此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应对“印太战略”的压力,由此所作的政策调整对彼此的合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即双方在政治和安全互动中不仅需要顾及彼此的关切,加强对对方的再保证,还要通过共同推动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来抵御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冲击。     

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的起源、发展及作用——基于国家权力结构变迁视角

叶利钦执政早期,国务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协调整合行政权力的功能,使俄国家权力结构避免了宪制改革后的严重混乱失衡.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颁布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趋于多元化,国务委员会既无法解决中央层面的总统与立法机关的结构矛盾,又无法解决源自地方分裂主义的"央地"权力结构松散,因而归于沉寂.2000年普京开始执政后重设国务委员会.尤其在2004年"别斯兰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再度集中,系统性压力激增,国务委员会的作用不断被强化,国务委员会的事务性工作人员得到扩充,工作机制和议事规则得到进一步规范.2008—2012年,国务委员会成为紧密联系"央地"的关键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发展.2012年,在普京第三任期,其成功地协调了因"统一俄罗斯"党崛起而引起的联邦中央权力结构张力,缓解了央地行政层面的权力结构矛盾.2020年修宪后,国务委员会的作用向协助总统整合"全联邦"国家权力的方向转变.同时,"国务委员会"获得宪法地位,成为宪法性权力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