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减价制度再建构

我国《合同法》赋予在瑕疵履行情形下受损方的减价权,但这项制度被学界认为制定的比较粗糙,以致于在适用上存有比较大的争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减价为形成权之权利性质,实现合同法救济方式的体系协调,并通过制度层面调整规范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物之瑕疵和权利瑕疵有同等受到保护的必要,因此权利瑕疵同样需适用减价。减价在适用上应当采比例式进行计算,瑕疵价格的确定以缔约时为准据时点。债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减价权与损害赔偿。基于维护意思自治以及当事人有其他救济途径的角度看,法院、仲裁机关无权依职权替当事人作出减价的意思表示。     

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近些年,国内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校企合作这种新型方式进行了广泛且合理的运用。针对目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的合作模式停留在初浅层次、实习学生知识技能水平和价值取向离企业要求差距大、有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短缺、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不健全等问题。文章提出校企合作三方角色定位要准确、专业课程设置要满足企业需求、要创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校企双方共同构建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等有效措施。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黑龙江省桦川县:党建聚合力 脱贫奔小康

桦川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近年来,在脱贫奔小康的奋斗历程中,桦川县以强化党建引领为重点,创新工作方式和载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站在高处、想在远处、干在实处,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804户、11710人全部实现高质量脱贫,45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于2019年5月正式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2020年10月,桦川县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描述,明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则是对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     

即时性抽回出资的原股东可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裁判要旨】民商事审判中对股东相应行为是否属于抽逃出资需以侵权行为四要件为框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有关抽逃出资的典型列举+兜底规定,采取与认定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相同的举证责任分配路径进行判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制度建设的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集中了全党智慧,反映了人民意愿,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决定》意义重大、贡献很多,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其贡献也很多。     

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全球贸易与知识产权创新论坛(2020 ) ”综述

“中国正从重要知识产权消费国转变为重要知识产权生产国。中国认识到,建立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全面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认为,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