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富鸿沟的演进与弥合

贫富差距不一定导致问题,但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一定会造成各类社会问题。全球收入水平上升反而带动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财富两级分化加剧了不同阶层、族群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不仅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矛盾升级的导火索,还催生了各国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共振。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财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治理赤字。为弥合全球财富鸿沟、促进更加充分、更加平衡的发展,世界各国必须有效运用税收调节工具,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并从根本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时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厚植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基础上,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于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最新理论成果。如果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国家的产生与消亡、国家的本质与职能等问题作出的科学阐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总结和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与革命领导权、人民主体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从金融危机到疫情危机: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问题

强人、国家和民族是民粹主义论述中至关重要的政治符号,形塑了民粹主义内在的威权性特质.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到2016年的逆全球化巨变,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社会面临一系列重大危机的打击.在空前的危机打击中,强人政治因聚旗效应而上演、国家威权因政府干预而彰显、民族主义因全球化刺激而复兴,这三方面因素为西...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韧性：表现、原因和启示

塑造经济韧性的路径是多样化的,但任何一条路径都离不开结构性因素。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韧性来说,存在四条强化路径,其中不过多依赖旅游业是各条路径共同的前因条件。此外,较高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较高的技术水平以及不过度融入全球产业链,都是塑造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而较高的财政缓冲也有助于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提高经济的韧性。本文采用核心变量法,对中东欧16个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经济韧性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和衡量,根据测度结果,将这些国家划分到七组情景。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经济韧性相关问题研究成果,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东欧国家经济的机制和渠道,选取六个可能的经济韧性的前因条件变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塑造中东欧国家经济韧性的条件组态进行分析。     

部分国家党的执政方式和廉政建设研究

不同国家执政党具有不同的执政方式,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执政特点。通过了解和掌握不同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情况,学习研究不同国家廉政建设做法,为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作风,探索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党的执政规律提供借鉴。     

简论机关党建的着力点

机关是国家政权体系高层次的组成部分,地位十分重要。党的执政权首先是通过国家机关来行使的,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水平也是首先通过机关来体现的。因此,机关党的建设确实是关系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坚持党的战略方针,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有效执行,维护全党工作的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重大问题。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创新抉择

创新是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科学选择。我们要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科技化水平,在生物安全科技新型举国体制的框架中,推动生物安全科技创新,将之作为治理的重要工具。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编纂生物安全法典,设立生物安全专门执法队伍,推动生物安全公益诉讼,设立生物安全专门法庭;将法治和德治统一起来,建立和完善生物安全伦理体系,将之转化为人们的信仰和行动。加强党对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领导,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形成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专门机构和机制。同时,注重实现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依靠干部、专家和群众的结合,来推动国家生物安全治理。     

近期国际金融领域里南北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

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纷争,其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在现阶段,南北之争主要围绕着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分配、IMF贷款条件性、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危机的防范和处理等国际金融问题而展开.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争论双方也可能就某些金融问题,其观点、立场趋近,但南北之争将是一个长期的博弈的过程.     

关于国家间交易成本概念的一个思辨

鉴于经济学家已经将交易的概念一般化了,即交易的实质是权利让渡,我们把国家间交易定位为国家权利的让渡。作为一种制度,国家主权使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至少具有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从而为国家权利的界定、行使与保障提供了可能。根据操作主权的维度,主权和产权一样具有可分解性,国家为换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可能会让渡自己的部分国家权利。作为一种具备有限理性的行为主体,国家在权利让渡的过程中面临信息不对称,不得不因之付出成本。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缺乏对国家行为的有效约束,国家对外机会主义行为经常充斥于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从而产生了显著的国家间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