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暂时不动香港”战略方针的历史考察

从新中国成立到８０年代初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之前，中国共产党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始终是“暂时不动，维持现状”，以便“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本文即对此方针政策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对其深刻原因和重大意义作了具有说服力的阐述和恰如其分的分析，指出这一方针是８０年代初香港问题得以最终解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美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正> 环境法在美国是个一比较新的领域。一般认为这一领域始于20世纪60年代,因为在这时,人们已开始关心保护公众的健康,防止工业社会带来的污染,为了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后代而保护自然资源的风景区。1962年 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发表后,引起了大多数美国公众对污染后果的关注,达本书说明了由于"滴滴涕"以及其它农药的作用,损害了生物自然生长和动物的生存。传统的观点认为,防止污染,保护水、空气、土质等是     

日本量刑理论中的责任问题

<正> 一日本刑法理论中的"责任"达一概念,贯穿于定罪与量刑。在犯罪论中,责任与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并列而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之一。在量刑论中,责任则被视为决定刑罚量的基础或根据。从这里引申出近代刑法的重大原则之一——责任主义。共含义有两个方面:(1)无责任则无刑罚,(2)刑罚必须与责任相均衡。     

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1980年元旦开始生效时就面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较高犯罪率,1981年至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三个严惩犯罪分子的"决定",刑事司法采取了从重政策。九年来,犯罪率呈"V"形轨迹。刑事案件立案数1984年下降为514,369起,明显低于前三年,但1985年又开始反弹,出现上升趋势:1985年为542,005起,1986年     

伊斯兰国家的教法改革

<正> 一伊斯兰教法的专称"沙里亚",原指"通往水源之路",泛指"行为"、"道路",进入法律成文期以后又称"沙里亚法典"。教法以教义学为基础,基调是伦理性质的,它以"安拉"的名义,规定了一个穆斯林在宗教上、道德上和法律上应当遵守的一整套义务,因     

从性质"二元"到系统关联: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持续了30多年,以"理想类型"的方法进行理论构建会发现影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三种范式,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二元界分的"性质—归属"范式;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衔接的"功能—结构"范式;法治和系统语境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一体化的"规范—系统"范式.每一次范式转换前都可能伴随着某种方法论的视角转变,以"理想类型"方式构建的经由"视角"到"范式"再到不同"范式"转换的链条,清晰地呈现了我国法治事业推进过程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联方式不断被理论和实践认知与改写的历程.三次范式转换从学理上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进路和图样.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

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是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深层因素。美国在成长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综合考察战后以来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有几个近乎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保持技术优势,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维持全球霸权,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其中,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意识形态旗帜并举,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特征构成美国安全战略的深层脉络,在战略实践中起起落落但从未销声匿迹。这些思想观念所塑造的全球战略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历史与思想线索。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