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保险法理论新范式——以保险人作为私人监管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提出以及论证的命题"保险人可以作为支持和补充政府治理/监管风险的私人监管者"与国内目前主流的保险法研究范式——合同和监管两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意图藉此探索保险法理论的新范式,以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保险法理论研究带来的重大挑战。风险保障专业化、损害赔偿社会化和治理手段市场化的性质使保险成为构建公权与私权合作治理的机制。保险人以"治理"(govern/regulate)的方式支持、补充甚至替代政府对被保险人行为和风险的行政管制。"看不见的手"(商业保险)与"看的见的手"(政府)相互配合与支撑,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应向保险人下放风险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营商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保护与规制的博弈

营商环境下,支持民营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确保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助于民营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在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之时,应当注意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其规范化经营的引导与监管。兼顾民营企业的保护与规制,就是要防止法律规制民营企业的前置化,坚持刑法适用的谦抑性,审慎适用刑法手段,注重刑法最后手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同时改变法律关于民营企业监管的滞后性局面,推行企业失信惩戒机制,创新消费者维权机制,建立积极作为的市场监管机制。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黑龙江省桦川县:党建聚合力 脱贫奔小康

桦川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近年来,在脱贫奔小康的奋斗历程中,桦川县以强化党建引领为重点,创新工作方式和载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站在高处、想在远处、干在实处,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804户、11710人全部实现高质量脱贫,45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于2019年5月正式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2020年10月,桦川县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描述,明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则是对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     

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中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直接体现在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互渗透的过程之中,体现在以情感为媒介实现由知识向价值的转化过程之中。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能够丰富"纲要"课的知识性,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提升"纲要"课教学的价值性。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还存在众多薄弱环节。通过"纲要"课程课堂专题教学、课堂实践教学和课程网络平台等路径将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改革创新中,能够有效实现"纲要"课教学中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制度建设的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集中了全党智慧,反映了人民意愿,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决定》意义重大、贡献很多,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其贡献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