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意识形态安全:羁绊、助力与策略北大核心

大数据时代如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从“何为大数据”与“大数据何为”两方面对大数据进行双重析理。在认清“数据霸权”“数据特权”“数据强权”给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三重羁绊的同时,找准数据海量化、精准化、实时化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三重助力,进而从价值引领、多元治理、工作队伍、话语浸润上制定大数据时代加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能力建设的四重策略。     

从性质"二元"到系统关联: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持续了30多年,以"理想类型"的方法进行理论构建会发现影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三种范式,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二元界分的"性质—归属"范式;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衔接的"功能—结构"范式;法治和系统语境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一体化的"规范—系统"范式.每一次范式转换前都可能伴随着某种方法论的视角转变,以"理想类型"方式构建的经由"视角"到"范式"再到不同"范式"转换的链条,清晰地呈现了我国法治事业推进过程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联方式不断被理论和实践认知与改写的历程.三次范式转换从学理上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进路和图样.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

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是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深层因素。美国在成长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综合考察战后以来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有几个近乎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保持技术优势,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维持全球霸权,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其中,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意识形态旗帜并举,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特征构成美国安全战略的深层脉络,在战略实践中起起落落但从未销声匿迹。这些思想观念所塑造的全球战略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历史与思想线索。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国家理念与教会构想——“俄罗斯世界”双重维度探析

"俄罗斯世界"这一表述由来已久,它具有多样化的概念和不同的解读维度,通常被理解为文化空间和文明空间。"俄罗斯世界"作为国家理念,出现于苏联解体之后,服务于普京政府推广俄语、联合境外侨民的地缘政治战略,以及通过非政治途径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发展目标。在"俄罗斯世界"国家理念的落实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助推俄语发展及俄罗斯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境外俄侨的联合等方面。在政教合作过程中,国家令东正教会的对外行为合法化,而东正教会则加强了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话语权。东正教会对"俄罗斯世界"理念的关注与迎合,除了共同的对外合作利益驱使,还有其特殊的教会构想:使东正教成为"俄罗斯世界"的精神内核,使东正教会教规成为制度基础,使拜占庭模式成为理想模式。因此,俄联邦政府和东正教会名义上认同"俄罗斯世界"的文化空间性质,实际上却着眼于各自利益,为其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内涵。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朝将“天下”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具体实践之中,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建立起较为成型、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进行海域管理。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对于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二是以制度建设保障各地水师开展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等任务,有效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三是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晚清政府以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立约保藩”的外部层面却遭遇失败。探讨清代海疆安全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三方面的重要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评估

<正> 一、问题的提出在我国近代史上,为了改变腐朽的封建统治和列强入侵所造成的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先进的中国人曾多次掀起"向西方学习" (确切说,应为向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的热潮,以救亡图存、变法革新、振兴中华。其实质是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为此目的,无数志士仁人曾奋斗终生、前仆后继,不惜流血牺牲,奉献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努力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历史毕竟是无情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不可能真正开出资本主义之花,结出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之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