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法律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民主法律制度,在有效解决社会纠纷,实现基层民主自治,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中国现有人民调解组织90多万个,人民调解员800多万人,遍布城乡各个角落,每年调解民间纠纷600多万件,相当于     

国务院关于决定接受《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章程修正案》的批复

外交部:国务院决定接受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20届外交大会于2005年6月30日通过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章程修正案》。接受书由你部部长签署,具体手续由你部办理。经修订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章程》将同时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权威解读WTO法律规则 专家剖析国际贸易纠纷：《WT0法律规则详解丛书》首版面世

内容简介： WTO规则浩瀚复杂，既是国际间经济贸易与合作的规则，又是国内有关涉外经济贸易立法的指南。加入WTO，就必须遵守其规则。为了给中国企业家进行国际经济贸易提供法律保障，为了给中国律师代理国际贸易纠纷提供法律武器，为了为大专院校的师生们研究WT0规则提供有效的参考工具，     

零距离感知“东北亚青年论坛”

“东北亚青年论坛”是中韩日三国青年之间加强交流、增进互信、促进地区长远合作的一个平台和渠道。该论坛自2004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均由国际道德重整韩国协会主办．中国全国青联、国际道德重整韩国协会议员联盟和国际道德重整日本协会协办。第一届论坛的主题是“青年为实现东北亚和平与繁荣应发挥的作用”，第二届论坛的主题是“探索未来东北亚合作”。今年8月24日-29日在韩国首尔和天安市举行了第三届“东北亚青年论坛”，来自中韩日三国的70多名青年出席。与前两届论坛相比较。本届论坛主题“中韩日青年网民文化及其正确的发展方向”更为专业和具体。旨在通过研讨和交流，     

反垄断国际合作中的积极礼让原则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反竞争行为也全球化了。当来自国外的反竞争行为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而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又受到较大制约时,积极礼让原则的运用可以有效协调相关国家间的关系,共同遏止反竞争行为。积极礼让的基本特征是它的自愿性。自愿性既是积极礼让存在的现实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作用的发挥。但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多年倡导并为许多双边协议所确认的避免域外管辖权冲突和实施反垄断法合作的一个基本方式,积极礼让在未来的国际反垄断合作中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法律权威之我见

法律必须具有权威,否则便是毫无疑义的游戏规则。在追求法治的今天,法律权威是其应有之义,也是法律至上的一种表现。这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的理解第二部分法律权威的结构类型的内容。最后本文从与西方比较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法律权威观。     

博弈：律师世界的“战争与和平”——三十六计与律师谋略

战争,是律师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身兼战士、将军、军师的数重身份,在法庭这个没有硝烟却剑拔弩张的特定战场,以唇作枪、以舌为剑,用法律规定作盾牌,用事实、证据作戈矛,用法律理论作烟幕,向自己的“敌人”——对方当事人或打攻坚战,或打防御战,或打袭击战,不一而足,但这些诉讼“战争”的结局却总是与真正的战争一样:或胜,或败,或和;和平,则是律师作为委托人的“使者”,与利益相关的对手,     

论迈克尔·霍华德的战争观

迈克尔·霍华德是当代西方研究战争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剖析现有战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战争观。他认为战争是理性因素的产物，其根源一直都是政治家所知觉到的敌国权力的增长以及对于本国权力被消灭或者受到限制的恐惧；国家的存在既是产生战争的重要原因，又是维护和平的必要前提；民族主义曾经并将继续引发战争，同时也是国家进行战争的有力工具；战争必须加以控制，但很难被彻底消除。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