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商事仲裁的证据标准

本文考察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探讨了诉讼中和国际商事仲裁中证据标准的差异和各自特点；结合对诉讼证据特征的分析，参考有关仲裁实践与规则制定，归纳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标准的自有特征，借以对理解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及完善我国涉外仲裁证据规则有所助益。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王国投资仲裁案”——以条约适用的时际法为视角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的核心争议是条约适用的时际法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对该案的审理过程过于倚重形式法律推理与条约文本解释,未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的要求充分考虑中国与比利时在缔结2009年双边投资协定时的立法意图。目前中国有大量双边投资协定处于"自动续期"状态,有待签订新约予以取代。在谈判新的双边投资协定时,中国应制定内容明确的过渡条款,或纳入专门的时际法适用条款。当某一投资争端涉及新旧双边投资协定的衔接问题时,中国投资者可考虑先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再适时诉诸国际仲裁。     

论网络文学作品的版权保护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在不断崛起,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却不断遭受版权危机.由于网络文学版权与传统版权的特点不同,相关立法虽已基本成型,但保护效果仍差强人意.加强对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的保护应多管齐下,从源头到执法采取全面措施共同打击网络盗版.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

在当今的国际仲裁中,几乎没有什么人采用在法院诉讼中适用的严格的证据规则。各国法律以及机构的仲裁规则对仲裁中应适用的证据规则只有少数的、原则性的规定,而把这个问题主要留给了当事人和仲裁庭自行处理。在这个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律师协会制定的《国际仲裁取证规则》。它是一个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结合与妥协的产物,为国际商事仲裁提供了便利和有效的帮助。其中有许多做法是我国现行法律和实践中所没有的。我国律师和仲裁员在总体上对该证据规则不够熟悉,在中国的仲裁实践中也鲜有适用它的例子。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理解和熟练运用国际仲裁中通行的证据规则将成为摆在仲裁专业人士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与国际法治的完善：历史分析与未来评估

国家与国际两级法治具有密切的联系。法治化的国际关系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能够有效地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虽然中国长期处于国际法律体制的边缘,但仍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从未来发展的前景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有可能为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法治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论国际商事仲裁在金融争议解决中的运用

近年来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表明,其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在金融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适用。除对其在金融领域适用时的一些传统理论障碍予以了有效的克服以外,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的优越性也正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虽仍存有一些不足,但在国际和国内机构的推动下,国际商事仲裁方式在国际金融争议及我国涉外金融争议中,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用新安全观的视角看加强国际警务合作的必要

冷战后,中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安全环境。新安全观需要新思维。在以合作求安全、以协商求安全,建立新的安全机制维护安全和坚持反霸反恐并重的思维。新安全观强调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而国际警务合作是对付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有力武器之一,因此,应该用新安全观的视角来看加强国际警务合作的必要。     

实质性专利法国际协调与我国专利实质性条件设置策略

一、实质性专利法国际协调 (一)背景近百年来,为解决专利权地域性带来的问题,国际专利制度不断进行变革和发展。国际社会缔结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简称PCT),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优先权原则等原则,较大程度上统一了国际申请程序。近年来,国际专利制度呈一体化趋势,先后缔结了《与贸易有     

全球化视野下的反腐败国际合作

当下,腐败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国际化的趋势。面对日益突出的外逃、外流、外失潮流,加强打击跨国腐败犯罪合作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应从从全球化的视角,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场域下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要求,进而完善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具体举措。     

论国际法的主体结构

在国际法中,有关国际法主体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这是由于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实际情况的,但传统国际法的适用范围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殖民主义色彩.在当代国际法中,除了国家是国际法的最基本主体,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以及其他某些非国家实体和个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和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主体结构的普遍性与多样性是当代国际法的一个主要特征.